“池莉热”反思三

在池莉成名前，中国文学的主要潮流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文化寻根派文学和现代派文学。前三种潮流带有一些政治印痕，继承“五四”启蒙主义人道主义文学传统，面向社会人生的大问题。但对于年轻的女作者池莉来说，如此宏大的社会主题是无力把握的。后两种文学潮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极为繁盛，它是文学回到文学自身的一个积极结果。文化寻根派要从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寻找到传统文化的根由，要求作者有强烈的历史感，有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入把握。这对池莉来说，也是非常吃力的。比照一下韩少功、王安忆、阿城、贾平凹等人当时的代表性作品，就不难感受到他们的力度是池莉远远不能达到的。这从她的《你是一条河》、《预谋杀人》、《青奴》等相近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得到。现代派文学要求作者具有现代人的现代品格，具有对非理性、下意识、反常态、反道德、重自我这样一些价值观念的认知能力。这也不是池莉的强项。她无法染指人的非理性世界，所以她无法去玩“先锋”的东西。就其艺术和生活准备而言，池莉是一个既无“传统”之根又无“现代”之境只会感知“当下”的作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拨乱反正的工作早已完成，以物质现代化为特征的“四个现代化”到了城市和政治的层面遇到了很多阻力，人们心目中的现代化梦想开始被更具体的个人生活琐事冲散。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物质困难，更加分明地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尤其在改革开放的窗口开得越来越大对外面的精彩世界了解得越来越多的时候，现实的困境动摇了“宏大叙事”的根基。“一地鸡毛”的现实强烈地出现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烦恼人生》等作品由于对当下个体生存的环境的细腻表现，赢得了普遍的赞誉。池莉等作家掀起的新写实主义小说浪潮，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它开拓了一个似乎多么重要的题材领域，而在于它动摇了此前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我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主义”与此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指称的“现实主义”有明显差异。那个“现实主义”有一个很诡奇的理论，即所谓“本质论”或者说是“主流论”。而这个“主流”和“本质”是一元论的。作家如果没有表现规定的本质或者主流就被斥之为自然主义或者是反现实主义的，因此它也会排斥日常事务、家庭琐事在文学描写中的作用。新写实小说摧毁了这种“伪现实主义”，给了作家自由表现生活现实的更大空间。但新写实小说有一个根本的弊病，它只表现了“真实的生活”而没有表现“真正的生活”。只有写实而没有价值支撑，尤其是中外优秀现实主义文学所开创的批判精神在这个文学潮流中尤其是在池莉的小说中更为缺乏。文学不只是对生活的平面展示，更不只是对生活细节的无休止描绘。一个作家的小说，哪怕他把生活的流程描写得十分细致，如果没有价值判断，如果没有审美精神的提升，其文学价值就必然是有限的。池莉的“人生三部曲”在当时的走红，不过是迎合了当时的一种社会化普泛化生存状态。人们接受她的这些作品只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而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从美学意义上来接受的。今天我们重读这些小说，连认识意义也在减弱了。它不能唤起我们对人性的深层体验，它不能给我们一种超越性的美的享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池莉又给我们奉献了一些都市传奇，比如《来来往往》、《小姐你早》、《口红》、《惊世之作》，这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不再是为生存奔波的芸芸众生，而是在商场搏击的新式英雄、金钱英雄。在她的笔下，大起大落的故事、暴富赤贫的人物、奢侈的享乐场面、正常的反常的男女感情故事，应有尽有。为了设置悬念，为了表现在金钱面前人的新变化，池莉作品中很多人物都经历了由穷到富和由富到穷或穷富反复无常变化的过程，各种各样的都市传奇：抢劫银行、高楼爆破、商品传销、电脑犯罪、窃取他人的存单、开各种各样的公司、突然的继承遗产……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池莉由市井生活的仿真写实过渡到都市生活的金钱传奇，朝通俗文学的方向又迈了一大步。她的这个变化，也是时代社会心理的反应。转型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更加商业化，个人**极度膨胀，金钱成了社会的主宰，当下文坛也在很大程度上市场化、消闲化、市民化了。市民审美趣味已占据了当下文坛的广阔领域，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报刊和出版业走问。池莉的作品充分满足了当下部分读者尤其是市民读者在飞速变化的时代急于握住现实，甚至猎奇猎艳的心理。她越是走红，越说明她的叙事策略的“媚俗化倾向”，也说明了当代读者审美品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我看来，池莉如此走红，既是正常的也是不正常的。说正常，是从现实的客观的实情出发；说不正常，是从理性价值判断出发。在一个普遍媚俗的时代里，本来就媚俗的大众“媚”上了特会媚俗的作家，是自然而然的；但文学不应媚俗，理性不会媚俗。理性要对媚俗说“不”!理性从来不会庸俗地套用黑格尔“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