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舞蹈（2）

像往常一样，我们这一队人马的花费非常大。我的银行存款又花光了，我们的学校又被迫搬回了格吕内瓦尔德。

与此同时，我与查尔斯·弗罗曼签订了一份到美国各地巡回演出的合同。

我只好与我的学生们，与伊丽莎白和克雷格，尤其让我痛苦的是与我的孩子分开了，这是多么巨大的代价啊！

迪尔德丽快一岁了，她长着金发碧眼，脸蛋儿红润，非常招人喜欢。七月的一天，我终于独自乘上一艘巨轮去了纽约——自从我们搭乘一艘运牲口的船离开那儿，已经八年了。

现在，我已闻名整个欧洲了。我创建了一门艺术，建立了一所学校，生了一个孩子，也算成绩斐然。

但单就经济而言，我比以前富不了多少。查尔斯·弗罗曼是个了不起的经纪人，但他没有认识到，我的艺术从本质上讲不适于商业演出，它只对有限的观众具有吸引力。

他让我在炎热的八月天登台表演，想在百老汇制造一个轰动，但事实上却在一支很差的小管弦乐队伴奏下，表演格鲁克的《伊菲格涅亚》和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

结果自然不出预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那几天晚上天气酷热（温度有华氏九十多度），来到戏院看节目的没几个人，而他们看得莫名其妙，大多数人对这并不喜欢。

评论家也没几个，而且也没什么好评价。总之，我感觉回到自己的祖国是个极大的错误。

有一天晚上，当我灰心丧气地坐在化妆室里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亲切悦耳的问候。

抬头一看，只见在门口站着一个人，他个头不高可身材很好，一头棕色的卷发，满脸迷人的微笑。

他诚恳地向我伸出手，对我的表演大加赞扬，并说我的艺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顿时感到此次纽约之行有了回报。这人就是美国伟大的雕塑家乔治·格雷·巴纳德。

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都来看我演出，而且还常邀集一帮画家、诗人和其他朋友同来。

其中有和蔼可亲的主持人、剧作家大卫·贝拉斯科、画家罗伯特·亨利和乔治·贝洛斯、派西·麦凯、马克斯·伊斯曼等等，简直可以说纽约格林威治村所有的青年革新派都来过。

至今我还记得住在华盛顿广场南面一个塔形建筑里的好得形影不离的三位诗人：罗宾逊、托伦斯和穆迪。

这种来自诗人和艺术家的友好问候与热情鼓励，极大地振奋了我的精神，也抵消了纽约观众的冷漠无知对我造成的伤害。

就在那时，巴纳德想给我塑一座舞蹈的雕像，取名叫

“美国在舞蹈”。沃尔特·惠特曼曾说过：“我听见美国在歌唱。”在十月的一天，在一个纽约特有的秋高气爽的晴朗的日子，我和巴纳德一起站在他位于华盛顿高地的工作室外的一座小山岗上，俯视着乡村的景色，我伸开双臂喊道：“我看见美国在跳舞。”这就成了巴纳德对塑像的基本构思。

我常在早晨去他的工作室，带着一个装有午餐的小篮。我们一起畅谈在美国复兴文艺的设想，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记得在他的工作室里，我曾看到过一个少女躯干的雕塑。他告诉我那是以伊夫林·内斯比特为模特儿而雕塑的。

那时她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还没有认识哈利·绍。她的美丽曾使所有的美术家都为之倾倒。

自然，这些工作室中的交谈，这些相互感染的对于美学问题的倾心交谈，产生了火花。

对于我自己来说，是愿意把全部身心献给塑造

“美国在舞蹈”这一伟大雕塑的任务的，可是巴纳德则是那种把美德看得至高无上的人。

任我激情澎湃也丝毫不能改变他那执著的宗教虔诚。因此，他的大理石雕像既不冷漠，也不严峻。

我只是瞬间的过客，而他才是永恒的，所以我渴望通过他的天才塑像而不朽。

我和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渴望成为这位雕塑家手中任其摆布的粘土。

啊，巴纳德，我们都会变老，都会死去，而不会死去的是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神奇而美妙的时光。

我是一名舞蹈家，而你却是一位魔术师，你能通过流畅舒展的节奏捕捉到舞蹈本质，你是非凡的大师，能够把稍纵即逝的闪电变成永恒的瞬间。

啊，哪里是我的伟大作品——我的杰作——我的

“美国在舞蹈”？我抬眼仰望，看见了悲天悯人的目光——那是来自于美国的亚伯拉罕·林肯的雕像的目光，那巨大的额头和脸膛爬满了道道皱纹，被悲天悯人和伟大的殉道精神的泪水冲刷而成的皱纹。

而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却要在这超人的信仰和超人的道德面前翩翩起舞。

但是，至少我还不是莎乐美①，我不想要任何人的头颅；我从来就不是吸血鬼，而永远是灵感的启示者。

“约翰尼斯”，如果你拒绝

“把你的嘴唇”和你的爱给我，我仍会以

“年轻的美国”的聪明智慧祝你在修德养善的道路上一帆风顺。是祝你一帆风顺，而不是与你永别，因为你的友谊已成为我生命中最美丽、最神圣的事物之一。

也许西方的姐妹比东方的姐妹要聪明些吧。

“我要吻你的唇，约翰尼斯，你的唇”，而不是你那盛在大盘子里的头颅，因为那就是吸血鬼而不是灵感的启示者了。

“接受我吧！”

“啊，你不情愿那么再见吧。想着我吧，想着我，你将来就会有伟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