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安全困境”（2）

布什政府的新动作使主张军备控制的人大吃一惊，他们担心小型核炸弹的出现会鼓励各国使用这种核武器，而半个世纪来这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委员爱德华·肯尼迪等人就很担心，“研制这类武器是美国核政策一个危险的新方向。这一新方向对于目前的反恐怖战争和国际武器控制行动脆弱的平衡会带来不祥的后果”。他们反问道：“我们如何能够在自己设计、制造和试验新核武器的同时要求伊朗和朝鲜放弃它们的核计划？”(爱德华·肯尼迪、黛安娜·范斯坦，《布什在核武器问题上危险的双重标准》，《洛杉矶时报》，2003年9月23日。)“安全困境”的加剧是一个可想而知的后果。“安全困境”是指冷战所揭示的内在的自相矛盾，正如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所言，“一个国家的安全感增加无意中将使其他国家的安全感自动减少”。这种动态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一个国家加强军事实力，其他国家会采取措施与之抗衡。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塞缪尔·伯杰就批评说，先发制人的打击理论更有可能鼓励武器扩散而不是阻止扩散。在他看来，以恐吓别国（特别是伊朗和朝鲜）为名，美国实际上是在促使它们加速获取核力量。塞缪尔·伯杰，《力量和权威：美国的道路》，美国《布鲁金斯领导人论坛》，2003年6月17日。伊拉克战争给这些国家的现实刺激并非美国所臆想的那样（因恐惧美国的力量而退却和屈服），而是萨达姆未能尽快拥有核武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与美国现在拥有的造价昂贵且无人能比的常规力量相比，小型核力量不仅价格低廉，而且也相对容易获取。詹姆斯·卡罗尔质疑道，“那些关心美国建立新的统治地位的人还停留在19世纪；在一个大规模杀伤方式和暴力活动因为有新技术和信息系统而代价低廉且无法阻挡的世界里，我们强大的国力不能保护我们”。(詹姆斯·卡罗尔，《绝对武器》，《波士顿环球报》，2003年5月13日。)史蒂夫·安德烈亚森也表示，“很难想像，假如当时美国的武器库里有一种新式小型核武器，本·拉登在‘9．11’那天也许就不会那么做，对于萨达姆等人来说也是一样。如果美国的大型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没能对恐怖分子或无赖国家形成威慑，那么增加一种新式小型核武器也不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史蒂夫·安德烈亚森，《“小型核弹”的巨大政治影响》，《洛杉矶时报》，2003年8月7日。人们还担心，美国扩大核武器库会鼓励更多的国家发展核武器，削弱本来就很脆弱的国际核不扩散努力。在霍普金斯大学资深研究员威廉·阿尔金眼里，这样做无异于一场核赌博，美国降低核门槛很可能把美国和世界带入恐怖的深渊。在他看来，新核战略忽略了跨越核武门槛可能带来的短期和长期的政治、道德及军事代价，从而使美国处于一种近乎赌博的状态中，这种思维令人不寒而栗。(《洛杉矶时报》，2002年3月11日。)尽管美国用心良苦地防扩散特别是努力制止无核国家发展核力量，但美国的这些做法却只能鼓励一些国家为避免美国“先发制人”而铤而走险，从而引起一连串连锁反应，使更多的无核国家变成有核国家。2003年9月2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猛烈抨击了美国研发新型小规模核炸弹的计划，认为美国的这一行动将向意欲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发出错误的信号。巴拉迪对美国的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说：“当我得知有这项研究小型核武器的计划时，我至少对此坚决持保留意见。……毫无疑问，这种计划发出了错误的信息，使人们误以为我们并非致力于裁军，而是在倒行逆施。”很多国家也会问美国人，为什么你拥有核武器而我们没有核武器就是安全的，而不是相反？这个问题印度问了25年。几年前，印度实在懒得再问了，索性自己搞出了核武器。巴基斯坦随后跟进，核武器就这样迅速增殖了。耐人寻味的是，印度在发展核武器时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在挑战美国之前，一定要确保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国家利益》周刊，2003年9月10日号。)现在，有更多国家的领导人开始认为，只要拥有一枚能够摧毁一座美国城市或在战场上炸死几万甚至几十万美**人的核武器，美国就不敢对他们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拉克战争则强化了而非如美国所愿弱化了这一认识。现在，人们不禁要问，在一个核武器泛滥的世界，美国本身会变得更安全吗？不仅如此，随着核扩散的危险增强，恐怖主义的杀伤力也很可能会因此而成几何数字地增加。由于核武器将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方便携带，而且它将不是美国人和其他主要核国家的专利，得到它比以前更加容易了，这很可能使恐怖主义者增加拥有和使用核武器的机会，从而使世界处于更可怕的浩劫边缘。真不知，丧钟最终会为谁而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