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新版《一地鸡毛》首发式实录

刘震云正在回答记者提问

主持人：以前的作品我就不介绍了，在《手机》出版了以后，我们也是根据刘老师作品的市场表现情况，我们不失时机推出他新编的集子《一地鸡毛》，收了刘老师的短篇和中篇小说一共八篇，从这八篇小说的内容情况看，完全反映了刘老师整个创作，按他自己话说就是成长曲线，成长的过程中身体的成长曲线，我们在座的媒体朋友手里也都有这本书，其中前面的写的序，我们觉得既是刘老师说的一些心里话，又对我们出版社的鞭策和明确工作目标，就这个事儿，有些朋友可能问你们这个书首印印这么多，我们现在要说在刘老师合作的期限内，让各地的书店里都能见到刘老师的书，不能像刘老师序言里面讲的那样像狗熊掰棒子，前面掰着后面就丢了。所以今天请来了刘老师跟媒体朋友见到聊一聊，有什么大家想问的问题一会儿直接跟刘老师说。

刘震云：特别感谢大家，因为今天是个礼拜天，耽误大家的休息时间，不好意思。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这本新出书的我觉得是一个不值得张扬的一本书，不想张扬，因为说的基本上是我过去二十多年创作作品里面的一些篇目，其实就是这个书出来之后，我是特别不想在媒体面前说什么，但是黎波不同意，黎波有黎波的考虑，这本书，我出的目的是一本我自己方便的一本书，就是给我自己方便的一本书，因为这个篇目像序里写的一样，基本上在其他的集子中也有，但是这个集子现在在书店里面连一本都找不着，但是主要不是我的原因，是出版社的原因，因为出版社基本上就是狗熊掰棒子，出完了之后基本不管，有时候我想到书店买一本自己的书送人，确实找不着。另外找出版社，出版社因为这个事儿过去好多年，他那儿有没有书，特别是接到读者来信的时候，他直接在信封里面加钱想买一本这样的书，我觉得现在金丽红老师、黎波老师说出了这本书，我心里确实特别犹豫，但是为了我自己方便，为了我自己能买到自己的书，就出了这么一本书。黎波给我保证他们不是只管一时，管终身，我们让这本书四十年后在书店里还能看到，这样我就有四十年的方便。

还有，是为了让自己方便的书，也是一本自己给自己看的书，像序里写的一样，在我犹豫出不出这本书的时候，我在反过头来看我过去的作品，因为我过去出集子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么看过，也是把好多篇章堆在一块儿，脑子里成一个集子出来，这次我经过比较严格的挑选，确实能够看出来我身体变化的曲线，这种曲线除了序里说的，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从一开始的小说，到现在的小说，我觉得是一个从社会背景大规模地向生活背景转移的曲线。因为比我晚一些的作家，他们直接社会到生活背景是非常正常的，像我这一代作家，一开始对社会背景的依赖介入还是比较重的。因为一开始总是认为这种社会背景要大于生活背景，因为社会不管在哪一个社会阶段，基本上都是控制着这个社会，而且会出现社会的这种主导思想，对于这种主导思想在文学上不管是赞同，或者是反对，或者是反抗，其实都是对这种社会的另外一种情绪的承认。最后你虽然年龄的增长，另外随着写作的积累，你会发现其实生活背景要大于这种社会背景，社会背景的存在总是一个阶段，而生活的洪流却是滔滔不止。生活自会有生活的规律，这种规律并不因为某个社会阶段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好象一个人活下来，就是一辈子就有自己的生存之道，这种生存之道有时候要大于他在社会上的位置。

另外，从语言来讲，我觉得每个人起码有两套语言，一套语言是社会语言，当来到社会，到单位，在公众之中交际的场合，他使用的都是社会语言。但是当回到家之后，然后跟自己的好朋友在一块儿就用生活语言，我发现好多人临死的时候，他身边坐的都是他自己的亲人，他拉着亲人的手说的话跟其他的交代，包括政治交代等其他交代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觉得生活比社会要大，生活的角落比生活要大。我觉得编这样一本集子，第一是为了自己方便，第二是为了自己看，我觉得这种阅读对于我今后的创作是有好处的。大体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提问：刘老师您刚才跟所有媒体说上一茬“庄稼”已经收割完了，只惦记着您下一茬“庄稼”，我觉得上一茬“庄稼”收割的好坏会影响到下一茬“庄稼”的收获呀？

刘震云：这里面有一个时间的错位问题，上一茬“庄稼”其实对于一个作者来讲，他的写作的日期跟书出版的日期会有一个落差，上一茬“庄稼”其实我是去年3月份就已经写完了，写完之后，我脑子里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但是最后《手机》出来已经是12月份，书出来之后，大家首先议论的是这本书，像这本书，跟我脑子里想的事儿是两回事，这个有时候对于一个作者来讲可能稍微敏慧一些。另外，从一个作家在写书的时候，他肯定是考虑的文本意义更多一些，但是在书出来之后，他可能会发现文本之外的一些东西，文本之外的东西有时候在你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是想不到的，也是你改动不了的。当然对于一个作者来讲，它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也不光是《手机》这本书，在我以前有些作品，像《一地鸡毛》、像《故乡的花朵》、《温故1942》，还有《手机》，它都出了文本之外的一些议论，我还写过一个小说叫《官场》，都是出过其他非文本之外的一些反应，但是这些反应我觉得都非常正常，而且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作品，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但是再也没有像《温故1942》、《手机》出来其他的引起一连的那么多，金老师说《手机》在两会期间被从书架上拿下来了，说两个书拿下来了，一个是《简爱》，一个是《手机》，他可能觉得成人不宜阅读。其实像这种书对我是比较“拧巴”，像《手机》确实根本不是讲男女关系的事儿，它是讲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事儿；讲的也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事儿，讲的是人语言的事儿；讲的也不是语言的事儿，我觉得它讲的是心里有点发闷，说的事儿比较“拧巴”。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没有看到能够跟我创作的初衷特别相合的一种评论，或者是一种议论也好。为什么我们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阶段、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是因为什么会发闷。另外讲的也不是轻易发闷的事儿，它讲的不同的话语时态，像《手机》有三个话语时态，它三个话语时态对人和人之间关系带来的变异，它讲的也不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变异，它讲的是人自己跟自己关系的这种变异。我觉得人和人自己随着话语时态的不同，当发生变异的时候，心里特别容易发闷。

现在我特别害怕媒体，我觉得《手机》把我给“害”了，过去我本来就是个不会说话的人，黎波说我真得说两句，说两句，有时候我就深刻感觉到语态环境的变化，不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变质，自我也会发生这种变异。比如有时候你跟媒体在聊天，它在一个非常轻松的气氛下进行的，甚至是一种开玩笑的气氛下进行的，这样的话语登出来了，或者在电视上说出来了。但是你如果把这种轻松气氛下和玩笑气氛下的话语，你突然放到一个非常严肃的，就像现在的会议室里面去考察的话，那些话是站不住脚的。就是这种话语时态的转化会使人发生变异，这个时候我心里也有点发闷，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但你是不是那个意思，你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说过，这个话是不是你说的？是我说的。是你说的，它是不是代表你？是代表我。所以，你就百口难辩。其实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我是在那样的话语时态说的话，你把这个话拿到另外一个话语的时态。我可以肯定说这是我近两年最后一次面对媒体，我以后只跟我妈和老婆说了，不跟媒体说了。

另外，还是比较“拧巴”，还有一点“拧”字是什么呢？又是这个时态的转化，就是一时和两时是不一样的，一时和一天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一天半个月、一个月、一年又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我跟媒体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天下午半个小时，但是这可能是我这一个月中间就这么半天，但是有时候稍微一“拧巴”，好象我整天是在这么说，这个就是特别“拧巴”。另外，我跟谁在一起，跟你在一起，跟谁在一起，也可能就见那么几面，比如我们家今天吃红烧肉，他们说天天吃红烧肉，他们家太有钱了，其实我们清早喝的是糊糊。就是这种语态的转化，这种场合的转化，其实《手机》我想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但是没有被大家理解。当然，我在一开始到现在我说的所有这些都是废话，因为这都是上一茬“庄稼”已经完了，应该说下一茬“庄稼”。

提问：还得问上一茬“庄稼”的事，说不说崔永元的事儿？

刘震云：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回避的，但是我觉得据我观察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战争已经结束了，我观察大家都解甲归田，开始种下一茬“庄稼”，我觉得挺好，每个人都把下一茬“庄稼”种好，下一季的收获对于我们的未来来讲比议论、再议论上一茬的收成要有趣、有意义。对于所有朋友的批评，我都是非常尊重的，包括昨天、今天和明天。

提问：刚刚说的都是上一盘“庄稼”，可是因为这本集子实际不能说是新的“庄稼”，因为说的都是旧作，除了《口信》，不知道这个《口信》是不是原封不动地把《手机》第三部分摘下来了？

刘震云：原封不动，一个字没改。我觉得确实新出的《一地鸡毛》也是旧的“庄稼”，但是旧的“庄稼”，我在打捆的时候，却有我自己的考虑，除了我刚才说的两种考虑，一种考虑是为了我自己方便，另外是为了我自己看，而且我知道也有错爱我的朋友想找这本书，因为我经常收到一些读者来信里面加着钱。另外对于我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这些过去的“庄稼”确实都做成了食品，食品的考虑我过去也有过，但是一开始可能是吃棒子面，最后开始吃白面，接着开始吃红烧肉，接着开始吃肯德基或者是什么。但是这个食物链的考察，对于今后我的创作，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它里面最大的曲线就是刚才我说的，我觉得所以把《口信》放在里面，我觉得《口信》是我到目前为止写的作品里面最后的一个食物链，我觉得它包含着我今后创作的一个理想。这次集子包括以前的创作，我觉得写的凑合，我觉得短篇里面是《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中篇写的稍微好一点《温故1942》，长篇从段落上来讲我觉得是《口信》。有可能的话，从今年的五月份，我开始写一个新的长篇，我觉得这个长篇会跟我过去所有的作品都非常的不一样，包括《手机》。我觉得它会把所有的部队都开多广阔的生活上来，彻底脱离社会环境的联系。

另外，我觉得它可能会是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交往，它不受这种生活场景变化的限制，可能它的思念会是攀越千年的，另外从语言我觉得会跟以前的作品也会不一样，它可能会用一天说十句话的速度来写作，因为上次出书的时候，“金老师”让我在封皮上写一句话，我说“世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十句”，我特别想用有用的话来写作。

刘震云与读者亲切交流

提问：刚才刘老师也说了那么多，包括你最喜欢，写的最好的，都没有包括《一地鸡毛》，那干吗拿《一地鸡毛》出来说事儿？

刘震云：《一地鸡毛》，我没有说刚才我哪些作品写的最好的，自我感觉也不是最好，我是觉得在创作过程中当时我努力了，我写的还可以，最好的作品我到现在我没有写的特别好，没有写的特别好不是一个谦虚的话，在中间写作过程中我感觉到好的作品是什么，我特别想用两年到三年的时间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地去感觉它，当然在写每一部作品的时候，你在没写之前你都会觉得这个作品离你特别近，但是写完之后就不是。我觉得《一地鸡毛》我并不是写的不好。《一地鸡毛》也是写的不错，写的不错是因为在写《一地鸡毛》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论，就是把“小林家的豆腐馊了”和“美国占领伊拉克”放在同等的位置。但是从另外一种方法论来讲，它可能像《温故1942》能够更注重贴心、贴背一些。用《一地鸡毛》作书名，不是我的主意，是黎波的主意。我觉得其实这个题目是谁的话，不重要，总体的名字叫什么，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

提问：刘老师，你看“庄稼”这一茬都已经有收获了，你下一茬准备卖给影视的是什么“庄稼”？

刘震云：说起来我跟影视的关系，其实我本人跟影视没有关系，只是我的作品可能跟影视有个别的关系，我的作品也不是被影视改编的特别多，也就是《一地鸡毛》和《手机》，我的作品现在有五百万字，改编的只是其中的可能有二、三十万字的那样份量，而且也包括用小说的全部。我觉得影视作品跟我没什么关系，影视并不会增加我文本的一个字、一个符号，它原来写的什么还是什么，当它成为影视的时候，它是另外一个作品，我一般把它看成我朋友的作品。

但是影视的改编对于我来讲有两点好处：第一，它能够增加收入，我觉得收入对于一个作家是挺重要的，中国的作家在现在中国的社会阶层里面，还属于比较贫寒的阶层，因为大家都是做媒体的，知道一个字多少钱，就是中国一流作家的收入比中国三流影视演员的收入起码还要差十倍到二十倍，但是中国作家贫穷的状态我觉得也是不对的，这是一点；第二，我觉得人们的眼球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用纸介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它逐渐被新型的传播手段在取代，比如电影可能有一百年的历史，电视几十年的历史，过去小说一个非常大的功能就是叙事功能，现在这种叙事功能被电影、电视剧取代的差不多了，不但是影视这种叙事功能不断地在加大，而且讲“新闻”的叙事功能也在不断地侵蚀过去小说的这种功能。像好多报纸登的“口述实录”，故事性非常的曲折，它以借了生活和真实的力量，比小说虚构的故事要动人的多。还有像电视，我们有好多讲述性的栏目，有时候我看，我发现它比小说讲故事讲的还好，因为生活本身就在讲故事。

我举一个例子，中央电视台的有一个栏目叫做《讲述》，讲述讲出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男教师强奸了好多女学生，然后有女教师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她就想举报他，但是特别的矛盾，她说这个男教师平常在生活中对大家都特别好，相处的都很好，同时他家里有一个病老婆和一窝孩子，她说如果我把他举报了，他家的生活就断了来源，但在最后她还是举报了。为什么呢？她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有一次她女儿让这个男教师要补课，别的同事跟她摇头，不让她补课，最后她举报了。当举报的时候，公安局来抓这个人的时候，却抓不了，因为他死无对证，找所有的女孩子家长，女孩子家长不是跟这个男教师急了，是跟这个女教师急了，说我们家孩子没发生这个事儿，如果发生这事儿了，一个女孩子长大会决定她的一生，就说这个女教师的事儿，这个女教师就是诬告了，然后这个女教师就开始一个一个地在走访孩子，有几个孩子站出来了。我觉得像这样的故事结构可能是过去小说承担的，如果把这个故事结构改编成一个电影的话，我觉得结构都是非常经典的。像这种“讲述”栏目已经把叙事功能承担起来了，包括娱乐节目现在都在讲故事。我刚才说了，现在有好多娱乐节目让一个男的有好多女的挑，住在五星级酒店里，一天淘汰一个，这个节目连续播，大家怎么能不爱看呢。好比一个女一天淘汰一个男的，最后就留下了一个。

像这种讲故事的方式，那天我从一个省的电视台我看到讲另外一个故事，就是现场夫妻来个，一个坐这边，一个坐那边，两个在吵架，旁边有一个主持人，整个吵架的过程中哽哽咽咽，最后侵害的第三者也都上场了，现实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严峻的，你在看到过去传统的方式来写小说，来承担叙事的功能，没人能看，为什么小说没人看？因为它的功能已经被别的都分解了，他们家的财产都被别人分走了，所以说中华文学到了最危险的关头，确实在唱国歌了，在这种情况下，但是小说确实还有其他的东西是永远拿不走的，第一就是想象力，生活停止的地方应该才是小说，这个想象力是别的形式，永远拿不走的。还有就是语言，语言和语言之间出现独特的味道，我觉得也是别的形式，这种现实的形式拿不走的。还有就是心，人的心，我觉得心的这种微妙的变化是别的形式拿不走的。还有心里发闷是别人拿不走的。

提问：您的所有作品从整体上来看是“一地鸡毛”吗？

刘震云：从整体上看，原来每个作品我都是在试探，从创作的整体来讲，可能是有一些零碎，就是李敬泽老师曾经勉励过我，他说我好象是一个整体创作的观念，我确实是潜意识中包括很自觉想这么做，但是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是我是一个认真的人，我是一个喜欢写作的人，并且把写作当成一个工作，不是我非写作不行，而是写作确实能给我带来非常大的愉快，对于一个时常被人弄的心里发闷的人写文字的时候，他可能会把自己的感觉能够悄悄地说出来，让大家能够看到。

提问：刘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出这本书你预测一下它能发到多少册了？第二，您是不是考虑过您出书后的收益？

刘震云：我出这本书并不是考虑它要发行多少，我刚才说了是为了我自己方便和我自己看，我希望的是对黎波说四十年后书店还能有这本书，我出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在四十年之内再次出像我集子这样的书，因为书店可以见到，我可以买到，可以送给朋友。

提问：那我们约定四十年以后再见吧。

刘震云：也可能明年年底后年年初会出一个新的长篇，我们还可以再见。

提问：你那长篇写到什么程度了？

刘震云：还没写，大概五月份写。

提问：你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写？

刘震云：很有感觉的时候写。

提问：能透露一下相关的题材吗？

刘震云：我坚决不。(笑)

提问：您不但旧“庄稼”不谈了，您新“庄稼”也不谈了。

刘震云：以后我再出书的话，我准备让金老师和黎波老师来谈，因为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像张宁老师，他聪明，他不谈，他让制片人谈，其实我昨天晚上特别想打一个电话，今天让金老师和黎波老师他们来，我不再谈了。

提问：刘老师你刚才说了影视改编方面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增加收入，第二方面你刚才谈偏了，刚才没有谈到。你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刘震云：第二个方面由于大家的眼球大了，它确实可以增加小说的传播的面积、速度。当然，它也可以增加书的印数，印数对于书太重要了，因为它是生计，我得养活我的家人和我的文学，这是很重要的。

提问：结果还能增加收入吗？

刘震云：这只是一个方面，因为中国作家的书都印到两千册了，那作者不得饿死吗。

我想按照我的勤奋的程度，确实在日常我是一个跟周围的朋友比是很自律的人，我清早六点钟起床，我跑一个小时步，我发现周围的朋友都没有，然后我上午、下午我都在学习、写作，晚上我十点多睡觉，我觉得以我的认真，我的书不会只印到两千册，我觉得上天不会负我。

提问：您这种写作方式本身就像艺术。

刘震云：这可能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我也知道所有的伟人都是清早从中午开始一般到三点钟睡觉，然后全部人都睡了，该剩下一些精英在替我们操心，真没必要，没必要那么费劲。

提问：刘老师，这本书里面选的这些小说是不是从你自身形体的变化，有没有都选进来？

刘震云：可能有，该丰满的地方没丰满，该瘦下去的地方没有瘦下去。当然，大体就这样。

提问：您满意吗？

刘震云：不满意。我觉得对我仔细看自己过去的作品，我觉得每一人都会这样，都会觉得不满意。

提问：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描绘一下你创作的历程？

刘震云：用一句话概括是特别不好概括。

提问：大概是什么样的历程？看你的序言里说的是“脱掉外衣”，是不是写到最后就“脱”光了？

刘震云：这个说起来会比较长，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明白。比如一开始写作的时候，不管这个人物是小林或者是其他人，我对他的关注，对他外在的关注还是很重要的，基本上是一种社会的语言在写，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这一点没有，包括这个人，像政治的、经济的、时代的、人文的，写对他们局限性的关注比较多一些，他们内心的主动性好象挺忽略的，人和人之间根本的东西，也是比较忽略的，现在再回来看的话，还是把一个东西给箍住了，不是一个东西散发出来的好多东西，特别根本的光芒。我觉得《手机》第三部分可能好就好在这个地方，它的放射性比较好，可能我的下一部作品出来大家会看的明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