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2）

病愈出院的文良遇见了旧相识“上海佬”，走上黑道，卷入“盗印日钞”、“私贩毒品”等活动。文雄得知后出面制止，文良于是同黑道分道扬镳。不料上海佬因为文良的退出而恼羞成怒，勾结政府，于是官匪一家，用检肃汉奸罪犯条例陷林家兄弟二人。结果文良被捕，在狱中饱受折磨，出狱后变成了白痴般的废人。

一次，文雄在赌场里道人相遇，双方发生了争执，文雄的手下阿嘉为了保护他而被砍，文雄在替史弟报仇时被黑道人物开枪打死。至此，能撑起这个家的只剩下又聋又哑的老四文清一人。

台湾当局宣布查缉私烟，引发了“二·二八”事件，吴宽容为营救被捕志士日夜忙碌。不久，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施“缓兵之计，逮捕大量进步人士；蒋介石调动军队实行戒严，滥杀无辜。宽美护送哥哥回到四脚亭老家避难，文清也身陷囹圄，在监狱中，他经历了同狱友的生离死别，对人生有了深一层的体层。

文清被释放出狱后，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宽荣在山里成立了抗政府组织，并将妹妹宽美托付给了文清。两个人举行了婚礼，不久，宽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阿谦，两个人以为日子就会这样过去。

当阿谦稍大一点的时候，由于叛徒的告密，山里的基地被剿，宽容等人被打死。他的同志给文清来个信，并嘱咐他们尽快快逃走。危急时刻。宽美决定与文清共生死，他们终于没走。3天后，文清也被捕了。家里只剩下宽美和咿呀学语的阿谦，悲剧还在继续……

政治神话·历史记述·声音意象

从侯孝贤一连串的作品中，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他的努力记录台湾某个阶段、某个状况下的生活层面，这种记述的企图到了《悲情城市》则更加明确。1945年到1949年的台湾历史对台湾的未来有决定性的影响。侯考贤这次溯源时间长河，直追台湾40年来政治神话结构之症结。《悲情城市》意在述说台湾自日本政治/文化统治下，如何全面转为中国国民党史的天下，而这个结构又和台湾历史上一直频换统治者(葡萄牙、西班牙、满清)的复杂传承隐急呼应。

换句话说，“二·二八事件”只是本片的背景，真正的议题应该是台湾“身份认同”这个问题。一个频换统治者的地区，本来就会在政治、文化、社会，甚至民族层布，产生若干认同的危机及矛盾。

《悲情城市》自始至终即盯紧统治者黑心换替代的过程，以苍凉的笔调和多重叙述的观点，追索国民党的全面得胜——新的政治挂钩势力兴起，旧的村落势力消退，知识分子对祖

国(中国)的憧憬和浪漫理想，也逐褪色为破碎的理念和绝望、压抑的梦魇。在结构上，侯孝贤对这种殖民转化的过程采取了多重叙事策略，剧情、对白、音乐、视觉、象征上，处处阐释国民党之替代日本的过程，并且暗含反讽及宿命腔调。打电影一开始，“光明”、“祖国”、“再生”，便借着台湾光复、妇人生产、停电复电做多重象征交错，构织成一片新生命的乐观、理想、欢庆的气息。天皇的投降广播，光明来时生下的孩子，拥抱祖国的店名“小上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林家后来受到上海人最大的迫害)，新找到的工作，对未来的憧憬(宽美在山上的旁白：“想到日后能够每天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凡此种种，都赋予了台湾的再生(重回祖国)一片美丽光明的庆贺和期待。而这种光明、浪漫的节庆气氛，不久就被纷至沓来的死亡和伤痛农一破坏，及至片尾堕入悲情的昏暗空间，小上海酒家内的空镜头，昏黑幽暗的室内尖，浓艳五彩的镶嵌玻璃。一种压抑、狭窄、不开展的感觉，对此了电影开首的光亮、自由与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