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魔症（一）

别人问王蒙是不是忘记了维吾尔语，王蒙用地道的维吾尔语和维吾尔语方式回答说，一类东西是从一只耳朵里听进去，又从另一只耳朵里飞走了的；还有一类东西是从朵耳里听进去，从此溶进了血液，再也不忘记。我学的维吾尔语是第二种。我对于语言的选择相当计较，只接受熟悉的、喜欢的，而王蒙却不同，他兼收并蓄。王蒙喜欢说他的家乡话，自认为那是一种介于山东与天津之间的有包容性的方言。听与说都十分有味道。每逢遇见“老乡”，都是他交流家乡话的最好时机。王蒙原籍河北南皮县，其实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但说起家乡话来比土生土长的南皮人还地道。每次聊天，都从家乡大名人张之洞说起；接下来哪里有个桥，桥边的碱地；当地的民间歌谣……直到别人夸他“真是无所不知”。也难怪他对家乡有那么深的感情。他两岁多就跟着母亲，与姐姐妹妹一起，从北京回到家乡——沧州。他的母亲是沧州人，那里离南皮很近。他在沧州生活了三四年，直到上小学才回到北京。据说，四岁前的生活对人的一生有关键性的影响。直到现在他举手投足，都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河北乡下的某些影响来。说起来很有趣，在我还是学生时，我已经认识了王蒙。理性告诫我，此时不宜谈恋爱，很长一段时期我徘徊不安、惶惑焦虑，但是只要一拿起电话话筒，听到从另一端传来：“喂！是我，王蒙！你有空吗？今天我们可以在北海见个面吗？……”我的烦恼就会悄悄消退，呼吸也顺畅了。他跟我说的是普通话，听起来音色很好，醇厚、深沉、文雅。他约我出去会面，我实在无法说“不”！有一天，王蒙约我去他家，我才坐在那里，就听见他跟家人说的全是沧州话。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那种口音，乍一听很不习惯，觉得王蒙忽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们结婚以后，最初和他母亲住在一个院门内，他们仍然用沧州话对话，说起来眉飞色舞，有时我简直听不懂，忽然觉得他不是那个我所认识的王蒙，他和我的距离是那么远，把我一个人冷落在一边，仿佛我是一个局外人，一个陌生人。今天看起来，我的这种想法是不恰当的：一是我逐渐深入了解了他；二是回想起来，我对口音的感觉过于排他了，那是很不好的——我在山西上大学上了四年，可至今连一句山西话也不会说——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一个优点。1984年，王蒙回老家一趟，看到河北省的县志里，有对他们家史的一段记载。无疑，他的根就在那里。而且，他还在县志里意外地发现了一首民谣，他用地道的南皮话，一遍一遍地朗读：羊巴巴蛋，用脚搓，我是你兄弟，你是我哥。打壶酒，咱俩喝。喝醉了，打老婆。打死老婆怎么过？有钱的再说个，没钱的，背着个鼓子唱秧歌。这首民谣给了王蒙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的家乡太贫穷太封闭太不现代了。他在小说《活动变人形》中详细写到了这首民谣，他自己也常常用家乡话诉说。此后，王蒙多次提到是他的父亲王锦第先生毅然离开家乡，到北京来上大学。走出“龙堂”村（王蒙祖上故家的所在地），是王锦第先生的历史性贡献，没有上一代人走出来，就没有今天的王蒙，过去他认为父亲一生一事无成，其实是不公正的。一天，我们五岁的外孙子来福，听了姥爷的民谣，一下子被吸引住了，非要跟姥爷学。这种突如其来的好事，姥爷是最乐。其他孙子只要听到爷爷用南皮话说民谣，捂着耳朵就跑，边跑边说：太难听了，太难听了，爷爷，您别让我们受刺激行不行？只有来福，有点像姥爷，喜欢学习各种语言。他上的是双语教学幼儿园，教他英语的是外籍老师。来福在家时常拿腔拿调的说英语，跟奶奶在小店铺买零食，他用英语问多少钱，店员愣到那里，不知所云。只好由奶奶当翻译。来福跟姥爷来这一套正合适。羊巴巴蛋用脚搓——来福一句一句的跟姥爷学。教他两三遍就会了。来福高兴地说：明天上幼儿园我教给小朋友说。结果枉费心机，没有一个人爱学。来福的运气还算好，一次在清东陵，朋友的聚会上，来福跑到每个餐桌前主动表演，有声有色地用地道的南皮话大说民谣，羊巴巴蛋用脚搓——结果被在场的老文物局长张德勤爷爷大加赞赏。张爷爷一直追着来福学，很快也学会了，来福很得意，终于有了惟一的一位优秀学生。王蒙不单喜欢说家乡话，他对各种语言——不管是外国语还是国内各种地方方言——都有极大的兴趣。1958年我上了山西太原工学院，当年寒假回来时，他问我：“怎么样？跟我说几句山西话吧。”我目瞪口呆，一句也说不上来。后来他去了两回太原，对他们说话的字眼和音调特别感兴趣。他想跟当地人搭上话，因我校的师生大部分也不是本地人，所以他就拉着我去商店。那里的售货员基本上是本地人，满口的山西话，细听起来很有意思。近几年，我们常到各地去旅行。一次在河南，听到商店里的几个售货员小姐聊天，王蒙听得入了迷，不肯离去。他说，过去以为河南话怔怔憧憧，发音挺生硬，想不到女孩子们可以说得这么嗲。到了湖南、四川，他又说湖南、四川话真好听。遇到红线女唱粤剧，他虽然一个字也听不懂，却对粤语铿锵有力的劲儿赞不绝口，如醉如痴。此后，我们一道去了许多地方，他的确是走到哪儿，学到哪儿。到了新疆，他对维吾尔语言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他自然有他的理论，什么多会一种语言，会多一双眼睛，多一对耳朵，多一扇窗口，学会了维吾尔语会更好地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打成一片，会更好地入乡随俗……我不能否定他的理论，但是他的特点是理论能化成血肉，能化成自身的喜爱、兴趣，那劲头是无与伦比的。从他对语言的热情上可以看出他对生活、对新鲜事物与新鲜经验的热爱，可以看出他的求知热情和走到哪儿学到哪儿的精神，还有博闻强识的能力。他特别善于从生活实践中学习，高中只读了半年多，算得上自学成才，无师自通。回到北京后，没有那么多机会说维吾尔语，他也要创造机会：一是交往了一大批在北京工作的维吾尔人，像歌唱家迪里拜尔、舞蹈家阿依图拉及他的丈夫吾斯曼，以及哈萨克小说家艾克拜尔米基提……在与他们的交往、交谈中，他尽量用维吾尔语，其实这些朋友的汉语水平很高，但是王蒙不会放弃用维语的机会。二是不分场合，只要是维吾尔人，如饭店的服务员、街上小摊贩卖烤羊肉串的，王蒙就凑上去跟人搭话。即使在最近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们去才开张的维吾尔白玫瑰餐厅，想吃烤羊肉及大半斤（即一大盘拉面）。刚坐在那里，王蒙就把餐厅经理叫来，津津有味地用维吾尔语问人家来北京多少时间了，开张以来的情况，大师傅是从哪里请的以及羊肉的来源，自我陶醉地介绍自己也是从新疆来的……我看那位经理大概头天没睡好觉，或是正在盘算那盘烤羊腿的价格究竟怎样算才合适，反正人家没有听进去，也无心搭话，王蒙在那里纯粹是自作多情。我在一旁看着可笑，王蒙却没觉察，那时他还不够欣赏自己的。当人们问到王蒙是不是忘记了维吾尔语的时候，王蒙就用地道的维吾尔语和维吾尔方式回答说，一类东西是从一只耳朵里听进去，又从另一只耳朵里飞走了的；还有一类东西是从耳朵里听进去，从此溶进了血液，再也不忘的，我学的维吾尔语是第二种，不是第一种。他的话会引起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