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魔症（二）

只有外孙来福喜欢爷爷用南皮话说歌谣，其他孙子只要一听，捂着耳朵就跑：太难听了，太难听了，爷爷，您别让我们受剌激行不行?至于王蒙学英语才是走火入魔呢！1980年9月至12月期间，他参加了衣阿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活动。在他去美国前，只有初中那点儿英语基础，而且许多年以来，他并没有机会学和用。他去美国之后，认为那里是最好的学习英语的机会。那儿的主持者聂华苓，见王蒙学习英语很积极，便为王蒙与另外一位罗马尼亚作家请了一位希腊裔的英语老师尤安娜，每天负责教他们两小时。王蒙勤学苦练，只要是老师教的他很快就能学会，老师的复课提问他也能对答如流。罗马尼亚作家乔治·巴拉依查本来英语基础比王蒙强得多，但他学习不如王蒙努力，于是尤安娜便不断地表扬王蒙批评乔治。王蒙与这位罗马尼亚作家，也成了极好的朋友。王蒙有一次在厨房里烧小泥肠，打开火以后就到另一间房子写作去了，结果肠子烧焦了，冒出滚滚浓烟，火灾警报器凄厉地鸣响起来，是乔治赶紧关掉火，打开换气系统，避免了一场灾难，事后王蒙见人就说乔治救了他的命。1986年12月，王蒙对罗马尼亚进行官方访问，曾对当时罗马尼亚文委会主任讲了这一段故事。王蒙还开玩笑说，他个人打算给乔治授予名雀消防队员——代号“119”——的称号。使王蒙最惊喜的是，1980年10月15日，聂华苓邀请他去一个朋友家玩。聂华苓说得吞吞吐吐，令王蒙纳闷。等他去后，一看，正是英语教师尤安娜家。在王蒙迈进门厅的刹那，许多朋友——聂华苓、安格尔（已故）、尤安娜……一起高声唱起“祝你生日快乐”，王蒙感动得不知所以。桌上摆着一个生日大蛋糕，祝贺王蒙四十六岁生日。王蒙想这些朋友真有心，真热情，怎么知道的他的生日年月，记得这么清楚，安排的这般巧妙。远隔太平洋，我在北京接到他寄给我的信，十分抒情地描述了他在美国过的这个非常愉快的生日，比在家过得还好，有特色，有情趣。我读了信，很感动，不知该怎样感谢这些朋友。尤安娜的本职是一所医院的药剂师，由于教王蒙学英语成功，同时从中国来美留学的人越来越多，她后来辞去了医院的工作，专门教初到美国的中国人学英语。两年以后，王蒙重访衣阿华时，人们一见王蒙就告诉他关于尤安娜改行的最新消息，并且对王蒙说：“您改变了她的生活！”这种话在英语中本来是常用来称颂爱情的，说起来特别幽默，王蒙听了也得意之至。在美国四个月，唤起他学习英语的热情及信心。回国后，他买了各种学习资料，坚持听星期日广播英语。每周日上午八点，由国际关系学院申葆青女士主持的这项节目开始播送，节目做得很活泼，她的口语、音质也极好听。王蒙很喜欢这个节目，每周必听，连我这个非正式生也有兴趣跟着听。有一回，王蒙被请到国际关系学院上讲演，正巧申葆青也在场。在休息时，王蒙很快乐地与申葆青老师联系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跟人家套起“瓷”来了。在表达了对于申老师的敬意及自己是一位最忠实的听众之后，王蒙说：“只是到如今我还没有课本，《时文选读》到处买也买不到。”没等他说完，申葆青连忙说：“您给我留下地址，我一定会给您寄去。”王蒙毫不客气，连说：“太好了，太好了。”显然，那时他“套瓷”心切，也不顾虑什么了，开口跟初次会面的老师要东西，真不好意思。没出三天，王蒙就接到申老师给他寄来的《时文选读》。不久，葆青又邀请我们双双去她家做客。她性格开朗，出口成章，说到哪里，都有她的独特见解，语言、意识似流水一般。她和王蒙可真说到一起了，俗语说，会把死人说活了。从此，一来二往，我们成了好朋友。后来，我们失去联系，听别人说，她去了美国。再后来，到了90年代，我们与葆青在美国的洛杉矶见面。经她介绍，我们看了一部片子，是美国和台湾合拍的，片名叫《喜福会》。这部片子是申葆青翻译的，而且她还被好莱坞聘请扮演其中一个配角。大概她自己也从未想过：做一辈子英语教师，老了老了，还跑到美国演电影，这是多么有意思的事啊！十年来，在跟一些外国朋友交往中，王蒙喜欢用他的蹩脚英语跟人家交谈。遇到是中国通的朋友，他的英语远不如人家的中文水平高，他也不肯放弃说英语的机会。出国参加学术会议或做学术讲演，有时被要求事先准备好英语讲稿。他总是把这种事看成学习英语的最佳机会，为之雀跃。当然，他没有能力自己写英语稿子，每次都是他先写好中文稿，再请朋友帮助译成英语，然后再不怕费功夫地排练。王蒙是下了功夫的：他一有空闲，拿起稿子就念，在家里他还找听的对象，我和孩子们谁也没逃掉陪着听。到了国外，他尽自己所能用英语演讲，即使受挫，比如旁人反映他的英语发言有时“难懂”，他也绝不灰心。1993年9月至11月三个月的功夫，王蒙去了美国的东岸、西岸及中西部，被许多大学请去演讲。有的大学华人比较集中，人们希望他讲中文，那当然是如鱼得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他讲中文，由李欧梵教授简要灵活地译成英语，以照顾在场的极少数不懂中文的人。李欧梵是高明的翻译，更是中国文学的知情人，他俩配合得非常默契，你一言我一语，给我的感觉是，与其说他们俩是一人讲演一人翻译，不如说是两个人在唱双簧乃至说相声，他们合作得如同一个人，博得台下阵阵热烈掌声，听众不停地喝彩，气氛热烈极了。有的大学，华人寥寥无几，王蒙便用准备好的英文发言稿。学生提问，有时配翻译，但以王蒙的性格，常常用英语给予回答。会场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效果反倒好。但无论如何，王蒙的英语水平还是太低了，远远没有达到他追求的水平，更没达到他的维吾尔语水平。本来按王蒙的学习精神和语言天赋，他是应该可以掌握英语的，但是过去受了客观条件的影响，后来一些年他的事务又未免太杂了，再加上他什么都不想放弃，所以，他的英语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效。他是多么需要静下心来专心学习一段呀，我为他没时间学英语感到遗憾！1990年春夏之间，王蒙每天上午要出席党员登记学习会，不可能静下心来写小说或评论了，于是，他就利用被分割零碎的时间搞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他一口气翻译了美国约翰·契佛的两篇小说，又翻译了九篇新西兰“新小说”。他说搞翻译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利用这不完整的时间。他的英语水平并不能用于文学翻译，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黄友义等同志的帮助。在运用语言方面，从王蒙的文章中不难看出他特有的功力，我想从生活中讲讲他是怎样的。在运用言语上，他可以像释放一颗原子弹似的向外发射，发挥出应有的威力，以排山倒海之势，使你绝无“抵抗”的可能。他也很容易被语言所欺骗。如果一个人能说会道，说得又合王蒙的心，就一定能引起他的注目。1994年5月在香港，我们漫步在前往铜锣湾方向的街头上，看到一家店铺门前挂满了各种广告招牌：“清仓大贱卖！”“不惜血本大甩卖！”“卖不出去就跳楼！”……王蒙拉着我走进店门，说都不惜血本了，不买人家就跳楼了。看他当时的架势，不管我们需要不需要这种商品，都是非买不可。我说：“你真听他的？傻不傻啊！不买，不买。”我们又向长年在香港的朋友打听这家店铺的情况，朋友笑说这种广告做了足有一年。事后我问他：“你的头脑怎么这般简单，他写什么你就信什么？他是做广告啊！”他还有理，说是：“我这个人，对语言太敏感了，看他写的那些，怪刺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