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虽毒不掩文章(1)

明朝大奸臣严嵩，其实是个正经诗人。他的诗，应该说写得不错，甚至可以说写得不俗。当个奸臣也颇不易，为臣本难，而为臣还要奸，真得有点功夫。严嵩与周作人的命运不同，是属于因人废文的一种，谈到他的名字时，不会想到他除了奸臣的名分外，还具有诗人的身份。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载：“严分宜自为史官，即引疾归卧数年，读书赋诗，其集名《钤山堂稿》。诗皆清利，作钱刘调，五言尤为长城，盖李长沙流亚，特古乐府不逮之耳。”然后，他的结论是：“故风流宰相，非伏猎弄獐之比，独晚途狂谬取败耳。”从这同时代人的评论看，严嵩的诗，说不上非同凡响，但不同于一般，是可以肯定的。对作家来讲，能够写出有别于他人的作品来，就很足以自豪的了。此人活到八十多岁，与周作人差不多，是一位长寿文人。我觉得，时下某些上了年纪的作家或诗人，终其一生，还未必能达到严嵩在《四库总目提要》被论及的水平。隔代以后，后人们谈到他名下的《钤山堂集》时，还认为他的文学成就，“在流辈中乃独为迥出”，能够在清朝的皇家典籍中，获得如此评价，可见其作品确实有独特不俗之处。《明史》称他：“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这也是个相当褒扬的说法。严嵩在江西老家分宜县一个叫钤山的地方，面壁十年，苦读诗书，声誉卓著以后，也就“文而优则仕”，被召回来京城做官了。“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一个读书人，囊萤凿壁，悬梁刺股，熬到国子监首脑这样尊崇的位置上，也就是学术界、文化界的顶尖人物了。在封建社会里，当别的什么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有钱，有势，有关系，有门路，有裙带的援引，能巴结攀附，摇尾示好者，没有不达到愿望的。但要在翰林院混事，肚子里只有《三字经》、《百家姓》，或英文ABC之类，恐怕还是不行的。即或扛着圣旨去了，坐在杏坛上，我想，那被众文人干着的滋味，那假充内行的心虚状态，那说不了三句就露馅的尴尬，也会是挺受罪的。从这点看，奸臣归奸臣，坏蛋归坏蛋，严嵩在文学成就上，是货真价实的。要不然，“居南京五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就不会把他留下来了。当时，“会廷议更修《宋史》，辅臣请留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要他领衔修史。这是个油水不大，但享有崇高威望的荣誉差使。看来，他当时的文望与人望，比之后他两朝的周作人，任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一把手时要高得多多。因为无论王揖唐、殷汝耕，还是汪精卫、东条英机，都不曾有过想请周先生去修《清史》的意思。在中国，凡被统治集团认为有资格修正史的文人，都应属于文坛公认的泰斗之辈。例如宋代的司马光、欧阳修，元代的脱脱，当然更不用说汉代的司马迁了。严嵩到底有没有在嘉靖年间新设的《重修宋史》编审委员会里，担任过什么重要角色？是不是有什么高级职称？拿不拿额外的津贴补助？配不配供他专用的小轿车？史无记载，也就无从说起。但由此可知严嵩的文学地位，在当时，确实是众望所归。不过由于他的奸臣名、贪官名，压倒了他的文学名，而使他这方面的“清誉”被湮没了。如今，周作人被某些先生们不遗余力地抬得这么高，严嵩地下有知，一定会埋怨这些鼓吹者，对他的才华，也好像应该得到一些张扬才是。当时，嘉靖皇帝很赏识他，而且，一直恩宠不减。朱厚趈迷信道教，还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这种一本正经的滑稽，也只有像梁武帝出家做和尚的昏君做得出来，可堪与之比拟。于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武大臣及词臣入值西苑，供奉青词”，跟着皇帝一齐向太上老君膜拜了。所谓“青词”，就是写在青藤纸上打醮祷祝的疏文。在中国，只要是皇帝提倡的东西，不管好坏，马屁精们立刻会趋之若鹜，加油添醋，蔚为风气的。严嵩自然不甘人后，加之他善揣摩，巧逢迎，有眼力，肯无耻，所以，出自他手的“青词”，仙风道骨，典雅华彩，朱厚趈特别欣赏，褒誉有加。这块敲门砖，就成了他晋身之阶，一天天发达起来。先前，“帝以奉道尝御香叶冠”，为此用沉水香木做了五顶道冠，赏赐臣僚。严嵩竟成为获得这种殊荣的五个人之一，要比今天某些作家忽然被外国人看重而骨头顿轻，更加荣耀，也可见其受嘉靖赏识的程度。因为中国的士，信孔夫子，“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大肯拜神礼佛，别人虽受赏赐，有的还不愿意戴。严嵩青词写得好，溜舔尤具功夫，他在朝见皇帝时，特地在道冠外蒙了一层薄纱，以示珍惜，“帝见，益内亲嵩”，这马屁算拍到了点子上。从此，“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应该承认，早年的严嵩，确是文章高手，倘若一个草包，腹中空空，敢坐在那里跟嘉靖谈诗论文吗！古往今来，能够得以与帝王、领袖、最高统治者咏觞唱和的骚人墨客，肯定是文化界领一时风流的扛鼎人物，就以曾经和**对过诗的柳亚子、郭沫若两位先生的身份，便可证实。因此，严嵩的诗作，到了清朝编《四库全书》时，任总编纂的纪昀，也不忍一笔勾销，还引用了王世贞的一句诗，“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表示不能因人废文，来肯定他“独为迥出”的文学功力。作为诗人的奸臣严嵩，当不弱于作为散文大家的汉奸周作人，这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