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间偷活沉吟不断(2)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晚号梅村，又号鹿樵生，江苏太仓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长大于儒雅环境，聪颖早慧，好学不倦，尤其拜在名师张溥门下，文章大进，学业完善，笔墨娴熟，得心应手。所以，1631年（崇祯三年），他到南京应乡试，中举，名列第十二。次年进京，参加会试，得第一。接着殿试，皇帝亲点，为一甲二名进士，即“榜眼”，这一个成功过程，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叫好鼓掌都来不及，所以他老是卖苦，是没有道理的。接下来，授翰林院编修。随后，崇祯出面，赐假回里，洞房花烛，真是如其宗师所褒誉的，“大登科后小登科”，“天下好事皆归子”了。吴也很得意，得意难免忘形，他评价自己为：“陆机词赋，早年独步江东，苏轼文章，一日喧传天下”，如同时下有些作家同行，将自己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种子选手一样，都有不自量之嫌。所以，我相信而且尊重他后来的忏悔之“苦”，但不大相信甚至鄙薄他所夸饰的遭际之“苦”。满清入关，改朝换代，攻城略地的屠杀，铁骑践踏的血腥，文化箝制的强暴，予取予夺的恐惧，是每个老百姓都难逃脱的痛苦，非独吴梅村一人。他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我认为，在他的潜意识中，有一种努力为自己辩白的**，表现出来，便是喋喋不休的诉苦。后来人常常不理解，人称吴太史的这样一位文学大师，睿智学者，聪明透顶的人，为什么不能像顾炎武、黄宗羲那样埋名隐居，坚拒不就？为什么不能像陈子龙、夏完淳那样宁死不降，舍身成仁？最不济，也可以学王夫之那样，作《惜发赋》，存明代衣冠，逃到湘西大山里潜心读书。说说是容易的，要做到，可就相当相当的难了。直到我当了“右派”，我才懂得，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强者太少，而弱者太多。你可以这样高标准地要求吴梅村，但他愿意跪下来求生，而不想站着取死，那你也只好抱憾。一位研究吴梅村的日本学者安积信，就十分为这位大师惋惜：“第梅村受知于庄烈帝，南宫首策，莲烛赐婚，不十年累迁至宫詹学士，负海内重名久矣。当都城失守，帝殉社稷时，不能与陈卧子、黄蕴生诸贤致命遂志，又不能与顾亭林、纪伯紫诸子自放山林之间，委蛇伏游，遂事二朝，则不若尚书（王阮亭）之峻整，随园之清高远矣。向使梅村能取义成仁，或隐身岩穴间，其节概文章，皆足以为后学标准，而天下所推为一代冠冕者，亦将不在阮亭而在梅村，岂不尤可惜哉？”（见清人方浚师所著《蕉轩随录》）安积信先生不了解中国文人向来崇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哲学，与他们日本国动不动切腹自杀的武士道精神，是毫无共同点的。且不论切腹这举动本身的正确与否，但对死亡毫无畏惧的坚强，与但求苟且偷生的软弱，是存在着天壤之别的。吴梅村性格软弱，可入世之心甚重，吴梅村身体脆弱，可虚荣之念更强。但文学大师的声名，复社宗主的威权，领袖群伦的欲念，一代良知的众望，都是他对自己的目标期许，是舍不得放弃的，正是这些浮华，他既不能“取义成仁”，更不能“隐身岩穴”，怎么办，只有成为“忍死偷生廿载余”的“两截人”的一条路可走。吴梅村的故事讲到这里，对他一生起到了重要影响的两个人，就该出场了。一位是他的老师张溥，一位是他的亲家陈之遴，前者使他卷入了明崇祯朝的党争，后者使他接受了清顺治朝的征召。这虽是两起相隔多年，毫不搭界的事件，但就吴梅村个人而言，四十多岁时的仕清三年，正是他二十多岁时介入党争的必然结果。如果说，中国的政治家，有附庸风雅的嗜好，那么，中国的风雅文人，也多具有附庸政治的兴致。张溥为文学家，我记得旧时中学国文课本中，就选有他的《五人墓碑记》，那是一篇相当激昂慷慨的散文。但他更愿意附庸政治，要当一个政治活动家。崇祯初年，清除阉党，昭雪东林，言路放宽，政策松动，给了知识分子一点自由，张溥利用这个机会，成立“复社”，议论朝政，针砭时弊，雌黄人物，评断是非，俨然有点反对党的味道。一般来说，文人玩不得政治，即使像张溥这样还玩出一点气候者，最后也以栽跟头而告终，甚至死了也没放过他。他不明白，皇帝只是在需要知识分子出声的时候，你可以出声，当他不需要你时，你最好闭紧嘴巴，别讨没趣。历史上那些掉了脑袋的文人，很多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为皇帝多么爱他，而发出声音的结果。张溥把复社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位弟子身上，而吴梅村也被老师的热忱所推动，一是年轻，二是忧国忧民，三是士大夫要为天下先的精神，很快进入状况，站在了朝廷中派系斗争的第一线。说实在的，他远不是斗士，而且也做不来斗士，可是，成功太快，头脑膨胀，难免虚火上升；众人撺掇，高帽戴上，也就冲动行事。少年气盛的他，一瞬间竟以为自己果然是斗士了。上书陈词，面折廷争，甚至借着崇祯召对的机会，“进端本澄源之论”，将政敌狠狠告了一状。据说，他那一番声情俱茂的廷上陈述，大有文明戏中言论小生的慷慨激昂劲头，把小他一岁的崇祯帝，听得入神，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