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间偷活沉吟不断(1)
每年秋后，总有一位不请自来的客人，在我家后院的角落里，茕然存活。
那虽没有什么气力，但相当专注的啁鸣，常常坚持到真正冬天的来临。
每当我在呼啸的寒风里，贴着玻璃窗，倾听这只蛐蛐的声音时，对于生命力的不绝于缕，总使我有所触动，总使我想到明末清初诗人吴梅村的名句：“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
诗人的这句诗，很酸楚，很凄凉，每吟，心必为之动，尤其对有过“草间偷活”
体验的我来说，更甚。
可以想知，在江左三大才子之中，吴梅村应该是活得最“苦”
的一位。
我说的这个“苦”
，并不是他自称的“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
的“苦”
；而是他在一种无时无刻的忏悔中，一种至死也不能自谅的忏悔中，对于灵魂那永无休止的自审自谴的“苦。
中国人，通常不怎么忏悔，中国文人，则尤其缺乏忏悔精神。
在西方文化史上，远一点的，有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近一点的，有卢梭的《忏悔录》，而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历程中，几乎找不到一本类似的著作。
中国文人甚至不如中国皇帝，他们在混不下去的时候，还不得已而为之，下罪己诏。
吴梅村的恩主崇祯，就涕泗滂沱地干过这桩事。
但是，有些中国文人，错了也不认错，不但不认错，还赖账，还推诿，还狡辩，还倒打一耙。
所以，吴梅村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不是惟一，也是极其少见的，具有忏悔意识的文人，值得我们后人尊敬。
早先，文坛的好事之徒，不如今天这般蛆虫也似的多，少有捧臭脚的排行榜。
但在士子们的口碑上，是按钱谦益一、吴伟业二、龚鼎孳三这样的次序排列，逐渐形成公论。
不过，若就纯文学的意义而言，吴和钱，至少是不相上下的。
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梅村当国亡时已退闲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荐而起，既不同于降表佥名，而自恨濡忍不死，〖FJF〗?〖F**〗天地之意，没身不忘，则心与足迹尚皆可谅”
要是从道德角度衡量，那么，鼎革之际的表现，吴胜于钱，更胜于龚，是毫无疑义的。
文学史所以将他们统而论之，因为生逢末世，命运蹭蹬，遭遇不济，坎坷半生的命运，大致相同。
但具体到每个人，状况又不尽类似。
钱是一个政治化的文人，深陷政治漩涡，龚是一个市侩气的文人，热衷投机转蓬，吴则是一个更纯粹些的文人，生性怯懦，胆小怕事，体弱多病，努力躲开政治，可是政治偏偏不放过他。
这倒也不光吴梅村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文人几乎躲不掉的共同厄运。
皇帝老子要是跟你过不去的话，肯定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你在这条船上，想不成落汤鸡也难。
时代要跟你别扭的话，如托尔斯泰所言，在盐水里煮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弄得你人不人，鬼不鬼，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钱谦益自寻是非，龚鼎孳自讨没趣，吴梅村在劫难逃，明白这点差别，也就理解他这什么“草间偷活，沉吟不断”
了。
他忏悔是真诚的，但他“沉吟不断”
，更多是在诉苦，诉他那个“一生遭际，万事忧危”
的苦，这里面就有很多文人的夸饰了。
从古至今，中国文人无不喜欢夸饰，往自己脸上贴金，光荣要贴，成功要贴，到了当代，被运动，要贴，受迫害，要贴，甚至连耻辱也要拿出来往脸上贴。
吴梅村也属于卖苦一族，在遗书里，告诉儿子，他是“天下大苦人”
一个，说得可怜兮兮。
他这一辈子，忧患连连，危机重重，提心吊胆，担惊受怕，过得很不自在，也是事实，但决不是彻头彻尾的倒霉蛋。
他应该没有这么大的忘性，他刚走出他的家乡太仓，那几年间，可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为世人瞩目。
他的连捷高中，他的奉旨完婚，他的翰林高就，他的讲学东宫，也使得满朝文武惊诧，艺苑杏林艳羡。
无庸讳言，吴伟业曾经很陶醉于那相当风光，相当体面，相当得意，相当快活的满足中的。
我始终认为，上帝虽然吝啬，但对每个人的安排，基本上（当然不是百分之百）还是要保持账面上，借方与贷方的大体平衡。
一个太快活的幸运儿，不见得永远一帆风顺；同样，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家伙，未必就会被上帝抛弃。
君不见福利彩票开奖，立马成为百万富翁者，常常是北京人绝看不上的外地打工仔。
所以，吴梅村虽然一生不幸，但他二十三岁起，开始发迹，上帝真开眼，让他着实地火了一把，比进城民工中头彩还来劲呢！
旧时中国的“士”
，十年寒窗，囊萤刺股，大都怀有高第入仕，衣绯着紫，文章翘楚，领袖群伦，连做梦也忘不了的双重心结。
时至21世纪，我所熟悉的作家同行，想谋一身黄马褂，同时又想执文坛牛耳者，也是大有人在的。
可鱼和熊掌，两者兼而得之，岂是那么容易的事吗？在中国，考中状元，未必做得文豪，做得文豪，很难考得状元。
吴敬梓，金圣叹，曹雪芹，蒲松龄，恰恰都是科场上的名落孙山者。
这其中，二律背反，势难两全，八股文做多了，性情文字难免生涩凝滞，脑袋里装满了论、表、诏、诰、判、策之类应试制艺，诗词歌赋的绝妙灵感，也就找不到立足生根之地。
这也是今天那些削尖脑袋热衷做官的作家，再也别指望他写出好作品的原因。
以今譬古，能凭真本事，赢得科举，而且又凭真才华，成为大师者，肯定少而又少，只有吴伟业，是这样一个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