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虽毒不掩文章(3)

一般来讲，小贪如鼠，昼伏夜行，鸡鸣狗盗，提心吊胆，贪也贪不出多大油水。而大贪如虎，无所顾忌，光天化日，明火执仗，才能贪出金山银山。“稗史所载，严世蕃与其妻窖金于地，每百万为一窖，凡十数窖。曰：‘不可不使老人见之。’及嵩至，亦大骇，以多藏厚亡为虑。”严氏父子之所以敢如此放开手脚的疯狂贪污，聚敛如许钱财，还不是当皇帝的包庇和纵容的结果!这两父子斑斑劣迹，早就民怨沸腾，“南北给事、御史交章论贪污大臣，皆首嵩”。但是，“嵩每被论，亟归诚于帝，事辄已”。而且，“帝或以事谘嵩，所条对平无奇，帝必故称赏，欲以讽止言者”。正因为有倚仗，严嵩才能有恃无恐，正因为他支持，严世蕃才敢胡作非为。赵翼说：“是可知贿随权变，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此权门贿赂之往鉴也。”从近年来所揭发、所暴露、所法办的贪污案件，主犯要犯，哪一个不是带“长”字的手中握权之辈呢？作家手中，不过有杆笔，谁会在乎你呢？是做一个才华出众的文人，死守清高呢？还是做权力更大的官僚，因而也能捞到更多的油水呢？严嵩自然会选择后者了。尤其，嘉靖十八年葬章圣太后以后，这位皇帝就不上班了，也就是不视朝了，连皇帝这项最起码的本职工作，也不干了，这就给了严氏父子更大的贪污空间。“自二十年宫婢之变，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这样，等于纵虎归山，更是不可一世，严嵩在里面将嘉靖哄得团团转，严世蕃在外边大肆搜括，敛财聚钱。这一对贪污父子，同声共气，合作默契。“短项肥体，眇一目”的严世蕃，比其“长身戍削，眉目，大音声”的老子，更能作恶。由于严嵩“旦夕值西内，诸司白事，辄曰以质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浃日不得见，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筐箧相望于道。世蕃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凡贪污，必**，凡大贪污，必大**，于是，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敲诈勒索，横行都门。严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严嵩最初以文邀宠于上，平步青云，飞黄腾达。最后的失败，也是老暮以后，文思日退，诗情大减，做不出令皇帝高兴的文字来，才失去圣眷的。说实在的，一个诗人，总有江郎才尽的一天，也许七老八十，还能写出分行的文字，但银行账目，商店流水，同样也是一行一行，难道那能叫做诗吗?除非打算将缪斯气死。再说，在帝国宫廷最高层面上的厮杀，并不亚于西班牙斗牛场的角力，你不将刀插在牛身上，牛就会将你顶死，因此，作为诗人的严嵩，究竟还能有多少诗情画意，涌上心头，是大可怀疑的。更何况，他必须干净利落地排除政敌，必须不露声色地告密陷害，必须殚精竭虑地获得好处，必须恬不知耻地曲意媚上，当一天到晚尽琢磨这些外务的时候，他还会爆发创作的灵感吗？结果，朱厚趈所下手诏，老迈的严嵩，竟“语多不可晓”，好像有些老诗人看不懂年轻诗人写的东西一样，只有一个劲地摇头。幸好，独眼龙严世蕃能“一览了然，答案无不中”。但“严妻欧阳氏死，世蕃当护丧归”，于是，“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值其方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自为之，往往失言。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积失帝欢”。这样，就走到了末路尽头。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蕃终因外投日本，内怀怨望罪被劾，“斩于市，籍其家”。但世宗还是给严嵩留了条命，削籍为民。“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这个大奸臣，大贪官，就这样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真遗憾，他没有周作人那样幸运，至今还在翻来覆去地出知堂先生的书，而同是“堂”的《钤山堂集》几乎不为人知。早在前清编《四库全书》时，就因“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给否定了。以两“堂”的遭遇而言，看来，古人较呆，不灵活，认死理，还是今人聪明，脑袋瓜子转得快。要是周作人生在明朝或清朝，会被视作贰臣的，怕就得不到今日的风光了。从这个角度比，真有点为严嵩的诗文叫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