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落到起点

郝文斌走路的姿势带有鲜明的深圳特色：步子很快，身子保持着前倾，好像在追赶着什么，前面似乎永远有什么在诱引着他。这样的身影走在人流车流奔涌的特区街头，如此默契地应和着这座城市的节拍。我不知道这种走路的习惯是否是他当年跑业务时留下的。谈起那段经历，郝文斌脸上就有了种欲说还休的“痛并幸福着”的表情。8年前，他怀揣着一张教师资格证和一个破落的私企老板身份，从河北老家南下一头撞进了这个喧嚣而迷人的城市。很快，他就感到一个政治老师面对机会有限的人才市场的尴尬。没办法，他只能从永远稀缺的业务员做起：给一家公司推销纸巾。3个月后，他发现重操旧业或许是明智的选择，一家私立学校接纳了他。他一干就是3年。现在的郝文斌是深圳市一家公立学校的政治老师兼年级组长。这是令他从前的民校同事艳羡无比的事：高薪，户口解决了，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但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民校情结”很重，他甚至想到了写书，记录那些难忘的日子，尤其是作为民校教师的光荣和梦想，“激情和创意燃烧、撞击着我，哪怕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也要写……”交谈中，他几次激动地打开了笔记本，向我诵读他的激情文字。民校使许多优秀教师实现了他们的光荣与梦想，特别是几年间赚取了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赚到的钱。从“文革”时的“臭老九”，到八十年代的“清水衙门”，这都有历史渊源了。一位乡长对民办教师说，好好干，提拔你到供销社卖货去。这些都是电影里常常出现的情节。我1984年参加工作，当时的工资才拿38元。哪里想到现在能拿5000多元钱？八十年代，一个工人过得都比老师强，老师们吞咽着行业不平等的差距。……在经济发达地区，雨后春笋般的民校、私校纷纷冒出来，在以广东为主的东南沿海地区，继政策、资金、股票、期货和楼花的“凹地效应”之后，又迎来了一个教师的“凹地效应”，老师们也孔雀东南飞了。虽然胆怯、犹豫、迷茫、彷徨，但还是有敢为天下先的来了。从此，打工潮中又多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比工人有教养，比其他人少了些潇洒，小心翼翼，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积累。也许集资的房子欠了一身的债，或者根本就没有房子，或者前面的工资还没有拿到手，于是就这样上演了一幕幕的人间悲喜剧。他一口气念完了这段话，烟雾中的脸已经堕入了沉思。我不忍打断他。……为了生存而奋斗，孤独感，没有凝聚力，流动性很大。这一点和公立学校很不一样，那里很可能要呆上几年甚至一辈子，所以彼此要培养出一种信任感。其实，我挺感激这民校的，因为它是我到深圳跑业务后第一个收留我的，毕竟我的青春和汗水抛洒在那里，现在我已经调到公校了，但民校给我提供了一个台阶。当时，在那所民校，老师的职称、医疗保险等什么都没有。但听说我们走了以后，职称可以评定了。宝安区每年给民校几个名额，可以把户口迁过来，放在人才交流中心。郝文斌刚刚从媒体上看到了一组数据：去年，深圳市民校的学生有万人。福田区去年一年的教育投入是个亿，所负担的学生也就这么多。就是说，深圳民校一年能给国家节省七八个亿。我在民校干时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夜里睡着，睡着，突然就醒了，好像铃响了，我应该立马起来上班了。弦绷得特别紧，虽然没有搞末位淘汰制，但每年都要炒一些人。在民校，那种竞争意识非常强，常常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教师这个活儿确实需要一种放松的心态，这是个矛盾。在那里，我把上下级关系处得还挺好。校董事会里七个董事，其中有两个老师代表，我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很紧张。校长之间也有帮派的，说不定你就把哪个校长得罪了，他就盯着炒你，你就没办法了。所以弄得每天都很紧张，在民校我觉得呆久了会折寿的！而且业务能力和水平在不断下降。因为这些老师都来自内地，把过去的教学经验和知识储备搬过来，到了这里以后你没有时间去学习提高，在工作很有压力的情况下，不断地往外输出东西，而没有输入东西，不进则退，久而久之，业务能力自然下降了。大家都在应付工作。至于说到搞教研，每个学校都有教研部，每个老师写多少论文，那都是装点门面。因为现在讲究“科研兴校”嘛。特区民校接纳的孩子是个独特的群体。郝文斌将之形象地概括为：“他们把家庭当银行，把父母当提款机，把人间最温暖、最宝贵的亲情作为信用卡，去透支父母的无奈和失望，去透支自己的野性和青春。“当时我们学校有个十四岁的孩子，竟然跑到大酒店找小姐。小姐见他那么小一个个儿，都不好意思了。你猜怎么着？他把桌子一拍：‘小怎么着？老子有钱！’就这帮孩子！”深圳是个怪胎。传统的东西丢失了，港台的东西又学不来，中西方文化有点对接不上，在这种碰撞中孩子都迷失了。就像有句话说的，吃的是洋快餐，得的是中国胃病；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到现在我对深圳还是排斥，文化上，包括饮食。在民校时，学校组成了一个差班，全是那些很淘气的、难管教的，让我当那个班班长，我自嘲是“烂仔班班长”。每天早晨我最怕的是校长、主任找我，说你们班哪个学生跳墙跑了，哪个学生不睡觉，跑出去过夜生活了。电视台做节目说，你和校长有个约会。我最怕那个约会，一约会我那天就惨了。假如孩子跑了，我得把孩子找回来，然后把家长找来，来解决这个事。我那一天从早晨起床到晚上，就惨了！哎呀，那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有一次，我收两个月的生活费700多元。有个学生在初中部，他弟弟在小学部，很优秀。他却很差，差到什么程度呢？他爸爸不敢把生活费交给他，而是让他弟弟带给我。结果怎么被他知道了，他想办法从他弟弟那里把钱骗到手了。然后叫上另外两个学生，其中一个手里有一部三星手机。后来，他们跳墙跑出去了，三个人把手机卖了300元，总共一千七八百块。到第二天下午他们就把钱都花光了，花完了以后又给学校里的学生打电话，让他们送钱去。这一天我就整整找了一天，该去的地方都去了，就是没找到。后来，得知这个情况后，我就安排好了，通过接电话的学生告诉他们在哪里给钱，以此抓住他们。我就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似的，预先埋伏好了，我以为安排得很到位了，没想到还是给他们发现了，结果他们还是跑了。后来才知道，他们三个人租了一间房，打游戏机打了一天，总共是两夜一天。那把我整惨了！每天晚上晚自习，一个星期摊上两三个晚上，早上6点钟起床，就这一天乱七八糟的事儿。班级没事儿，学校有事，你还得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自己的一大摊事儿。一天到晚弦绷得紧紧的，那种心理压力，特别痛苦。民办学校崇尚的是“教育就是服务”，“学生就是上帝”的理念，来自公立学校的老师无疑将面临着许多磨折，尤其是精神、人格上的。你能把上帝怎么着？你要教育这帮孩子，同时又得留住他们。这个很致命，委屈了老师。我们有个湖南来的物理老师，是当地的名师。来了以后上了第一节课，回到办公室，“啪”地一声把教案甩到桌子上，说哎呀，我怎么给这帮人上课呀？！就那种所受到的屈辱，自尊也没了，成就感也没了。那些学生问啥啥不会，毛病还特别多。我说我给你开导开导，你想想，如果没有这帮孩子，就没有咱们这个饭碗。如果想吃这碗饭，就得受这个，就把你过去在家所得到的师道尊严全部忘掉。你就是个打工的，来挣钱的，你就别谈那些成就感了，小知识分子的那些酸气赶紧拿一边去！这样才能干下去。后来他干下去了，但干得不是很好，呆了一年就走了。帮派林立，人文环境勾心斗角，这在许多民校很普遍。领导之间、老师之间也帮派林立，弄得人与人之间什么都不敢说。在民校很少老师议论学校的事儿，从来不，不敢，不知道哪个就给我告状去了。还有，民校师资队伍不稳定。很多老师怀着一腔热血，赤膊上阵。半年、一年下来，除了多挣了几个钱外，一无所有。单位没了，房子没得分了，成就感沦落了，人际关系紧张了，人文关怀没有了，人文环境“沙化”了。他们漂泊于主流社会之外，成了名副其实的“边缘人”。这种灵的煎熬、肉的苦役，像一步机器一样在运转。说白了，就是“折寿”，这两个字最能精确的概括。尤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精神上的漂泊感无法忍受，没有归属感。这在企业界是很正常的，但老师要慢半拍，在那种旧的体制中依附时间太长了，所以就觉得格外难受。我在民校呆了三年。深圳的贵族学校我都比较过了，都差不多，何必走来走去，因为我每走一次，就要损失几个月的工资，我犯不上啊。当时我就有一个信念，我如果要走，就到公立学校去，或者回北京，或者在深圳，我绝对不会换私校。当时在那所民校的同事现在只剩下10%，像我这样考上公立学校的只有三四个，难度太大了！大部分还是换了私校，反正此处不留人，总有留人处，总在那些私校里转来转去，总是那些人，都在深圳，都在这里游来游去。原来我就在公立学校，现在又回到公校，转了一个大圈了。“……我收拾完办公室的东西，窗外下着淅沥的小雨，再回望一眼伴我三年的书桌，不由心生悲怆，眼里噙满了泪水……可就这样离开了。”郝文斌这时发现，和曾经相伴的民校道别竟是这样不舍。从公办学校到公办学校，并不是简单的回归。因为有了经历，有了参照。回头再看公办学校，郝文斌叹息了一声。现在你被解放了，没有压力了，进取心也就不行了。不像在民校，你得发奋工作，把交给你的每件事都干好，因为你得争取下一年继续用你，你不想走哇。竞争意识、深圳速度注入进去了，生存能力强了。有时候我也想，假如有一天公校的体制被打破了，全都变成民办的了，我想我不会怕，我比他们有优势，因为我经历过了。我知道怎么面对它。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