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那一年》体验“新新中国”

《那一年》(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这是口碑不错的《SOHO小报》去年文章的选集。其中的文章可以用面广人杂来形容。从时尚人物和地产商到诗人和小说家的各色人等在这里写出自己对于城市、对于生活的片断的感想。这些文章都有一种随兴谈来的即兴和轻松。其中有对于自己生活的关键的“那一年”的回忆，有对于城市空间的想象，有琐碎的私生活的讨论和交流。风格好在它的不正式，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煞有介事。从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城市生活的多样而有趣的面貌。一个我们过去无法想象的“新新中国”也通过这样的琐碎徐徐地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中国生活的新的多面性，让我们看到一种被激发的活力的呈现。一种新的“都市性”在中国文化中的崛起是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都市性乃是将文学想象的中心转移到都市，都市开始成为文化想象的中心。

据李欧梵指出：“概括地说，五四以降中国现代文学的基调是乡村，乡村的世界体现了作家内心的感时忧国的精神，而城市文学却不能算作主流。这个现象，与20世纪西方文学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欧洲自19世纪中叶以降的文学几乎完全以城市为核心，尤其是所谓现代主义的各种潮流，更以巴黎、维也纳、伦敦、柏林和布拉格等大城市为交集点，没有这几个城市，也就无由产生现代西方艺术和文学，所以，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西方现代作家想象中的世界唯在城市，城墙以外就只有野蛮和无知；不论城市如何光明或黑暗，没有这个城市，世界就无法生存。”(《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112页)农村与城市的对比和冲突一直是“现代性”的中国文学的中心焦虑。不仅许多作家来自农村，对于农业生活的记忆是文学想象的不竭的源泉，城市是在和乡村的对比中存在的，往往城市是被乡村所界定的，除了“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等人之外，中国并没有真正表达都市经验的作品。而今天的由中等收入者所表达的都市经验完全不同于已往的都市感觉。一种完全脱离了乡村的都市性已经成为文学写作的中心。这种都市性在于对都市空间的展示和都市生活的处理都不复有那种乡村记忆的影子，城市的经验具有一种完全内在化的展现。由于中等收入者开始完全没有了乡村经验，他们也彻底地切断了和乡村的联系。他们生活在一个大都市构成的网络之中，由都市网络加入和参与全球化的生存。于是，《那一年》将一种新的都市性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可以由这本书触摸中国城市的脉动。城市的经验是一种零散的、放射状的经验。《那一年》里的零散和片断的表述可以让我们体验一个“新新中国’无可争议的崛起。

这里的形式有点象当年茅盾等人倡导的《中国的一日》，但那是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在苦难和悲情中的缩影。而《那一年》中的中国却已经有了新的命运。(张颐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