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互相遥望――《西行25度》／李敬泽

李敬泽，1964年生于天津，祖籍山西。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社，1990年调入《人民文学》杂志社，现任副主编。2000年获中华文学基金会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著有散文集及理论批评文集《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颜色的名字》、《纸现场》、《冰凉的享乐》、《目光的政治》等。2003年3月，潘石屹一行在卫星定位系统的指引下，沿北纬40度，西行25度，从北京到新疆，横穿中国中西部，他们将记录“中西部人的真实表情，真实生活，以及让人敬畏的大自然”。然后，潘在《西行25度》中写道：“现在城里人，各行各业的人都说做事情难，做女人难，做企业家难，做成功的企业家在中国可苦了。我觉得这些都是装出来的情绪。出来看一看西部的农民，他们才真是很苦，比那些天天叫嚷做这个事情难，做那个事情难的城里人，他们要难上几十倍、几百倍，但他们生活得很愉快。”对此，我基本上不同意，我觉得苦和难不能用一个尺度衡量，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难。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受过“忆苦思甜”的训练，那就是用一种苦否定一切苦，殊不知被迫忆苦思甜也是一大苦。至于更苦更难的人们“生活得很愉快”，该结论更是轻率，当然，从照片上看，那些人大多喜气洋洋，用潘石屹的话说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但对这种“高兴”我另有一种解释，就是“村儿里来新人了”，潘一行风一般来了，又风一般走了，乡亲们应酬一番，转过脸去还得面对自己的生活，他们不是特殊种类的人，在苦和难中，他们恐怕愉快不起来。那一路上，有无数双眼睛，纯洁的、热情的、温顺的、茫然的，枪炮般的照相机对准它们，猎取那些目光。翻阅《西行25度》时，我觉得那些眼睛遥望我们，遥望那个执掌照相机的人，他们大概不知道他叫潘石屹，更不知道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潘石屹这个名字几乎是“成功”、“财富”、“时尚”、“品位”的符号，他们的目光与潘的目光相遇，潘怎么想我们知道了，但我们真的知道他们怎么想吗？正如潘石屹所说：“西部和北京、上海、香港这样的大型城市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不仅是物质的差距，包括所有人的精神面貌也有很大的差距。我在行走的车上常常有一种感觉，就像一个叫《黑客帝国》电影中两个世界的切换。”——这种差距并非始于今日，在1903年或1933年，你从上海西行，也会同样尖锐地感受到差距，这不仅是速度的，也是方向的：一个世界高歌猛进地认同于纽约、巴黎；另一个世界则内向、阴郁地积压着风暴般的力量。贯穿现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隐秘关键就是这两个世界的关系：它们如何看待对方，它们如何相处？潘石屹在历史上的前辈对此并无意识，就像城堡中人意识不到城堡下的沙滩，这也许是现代史上关于幻觉、关于自欺、关于世事无常的最浩大的演绎。很多年后，当张爱玲带着那个摩登、华丽的世界归来时，她为粗糙的人们提供了丰盛的感官和复杂的语调，但是，她的最深处的微弱、尖细的声音最终还是被宿命般地遗漏：凭着天才的直觉，她意识到远方有某种事物正在运动，它使眼前的一切变得不真实、不确定。对此时的潘石屹来说，中国的中西部肯定是比纽约或巴黎更远的远方，如果他去纽约或巴黎，大概在他周围没人追问为什么，但现在，他要出发西行，就有人问了：“要去开发大西北吗？”潘曰：“没有。”人又问：“卖房子去吗？”潘曰：“没有。”人再问：“你去访贫问苦吗？”还是“没有”，“那你到底要去干什么？”潘说：“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干，“就是想出去看一看”，这让我想到一个老旧的词：“世界观”——在世界上，观看。我们小时候，世界观问题是个正确与否的问题，但现在，我认为世界观的问题在于是否足够的宽；世上的悲剧和谬误大多源于当事人有一种狭窄而“正确”的世界观，人不能理解生活之繁杂，人性之深微，人类生活价值之分歧，不能理解历史和现实中暗自涌动的浩瀚可能性，人也就不能真实地认识自己。在《西行25度》中，潘石屹以玄学爱好者的特有语调说道：“人前面的定语越少，限定他的东西就越少，就越能活出他的真实和本来面目。”“如果除了IT方面的知识就什么都不懂，或者只是一个商人，除了商业之外的事情别的都没有兴趣，这样你就有好多乐趣体会不到，让你的生命特别的小。”——这似乎是在谈生命、谈“业余文化生活”，但是，鉴于潘所指称的“你”实际上是一个强势的复数，是与“进步”、“发展”、“技术”、“资本”等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密切相关的群体，生命的“小”就不能在个人意义上称量，这种“小”必然是总体上的世界观的“小”，是他们高歌猛进的自信姿态中隐藏的致命的“轻”。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把“西行25度”理解为一个象征性的行动，通过这个行动，当人们在SOHO现代城里想象自己的世界时，还能隐约记起荒凉的村庄和残破的大地，他们也许能够超越他们“前面的定语”，以更真实、更复杂的尺度理解他们的身份和利益。——我对此并不乐观。一个社会群体获得一种宽阔的、足够精细的自我意识，以便与历史、与“吾土吾民”和谐相处，这必定是一个漫长过程。在中国，这个过程可能刚刚开始。仅仅三四年前，当我漫无目的地翻阅各种财经报道时，我忽然发现，意气风发的IT新贵们在表达和想象时最常调用的资源竟只是金庸和古龙，这就好比法国资产阶级通过大仲马想象世界、理解自我，当然法国人还没有这么浅薄和愚蠢。如今，“潘总”西行，留下《西行25度》，这也许是一种世界观的一次任意的、试探性的拓展，他无疑看到了很多，当然，他没有看到的比他看到的更多，比如他看到了“愉快”，他没有看到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