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红与黑(1)

周汝昌：1918年生于天津。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历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燕京研究院董事、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作家协会会员等。工书，其书法为世所重。传略载入多种辞书。主要著作有：《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石头记鉴真》、《献芹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等十几部红学专著，200余万言著述，影响巨大，深受赞许。另出版有：《书法艺术答问》、《岁华晴影》、《脂雪轩笔语》、《北斗京华》、《天地人我》、《杨万里选集》、《范成大诗选》等。周汝昌的红与黑周汝昌，红学家。人们都会这样认为。可是，周汝昌本人却说：“简单地把我当成红学家是外界的一种误会。我很不喜欢‘红学家’这个称谓，也不喜欢‘红学界’这个说法。”这种回答让人大感意外。是什么原因使他把毕生的精力和时间都倾注在《红楼梦》这本书上？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８２岁高龄的今天，却矢口否认自己是红学家呢？面对这位白发苍苍、瘦骨嶙峋的老人，让人一时不知该问他些什么？一部《红楼梦》曾经给他带来过荣誉，因《红楼梦新证》的出版，使他红极一时，成为当时的热点人物，因“红学”成了“红人”。这部《红楼梦》也曾经给他带来过厄运，使他因“红人”成为“黑人”。《红楼梦》影响了他的一生，“红”与“黑”的人生经历不断转换伴随着他。这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欣喜也有酸楚。他尝够了其中的苦与乐，悲与喜，荣与衰的人生大滋味。曹雪芹十年辛苦，滴泪为墨，研血成字，成了《红楼梦》。周汝昌却用了五十年心血，半只眼睛苦作，完成了几百万字的专著，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按他自己的话说，一生的精力与其说用在了研究《红楼梦》上，不如说用在了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上。所以，他说：“要说我毕生的精力都投在了‘红学’研究上不完全对，当然，一部分精力是用在了红学上，另一大部分精力主要用在了对诗词的创作、注释、鉴赏、理论以及书法和中华文化精神的研究上。”半只眼睛苦作走进周汝昌的书房，见他背对着门正写。瘦小的身躯趴在书桌上缩成一团，对我的到来充耳不闻。周汝昌的女儿走过去在他耳边大声喊道“客人来了”。他抬头用一只手搭在耳边却不解地道：“你说什么？”转过身见我，笑了。迎上来握住了我的手说：“不好意思，我耳朵不好使了。”“没关系，”我说，“我可以用纸条提问题。”她女儿说：“用纸条恐怕也不行，他一只眼完全看不到了，另一只眼只有０．０１的视力，只能算是半只眼。”我不由望了望他书桌上写的东西，见满是字，可我一个也认不出，每一个字都是身首异处的。周汝昌的女儿又说：“他的字只有我一个人能认。”我坐下后，开始为自己发愁，我不知用什么方法和他交流。其实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因为先生是一个十分有经验的受访者。他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顺手拉了一只小椅子，面对面坐了。膝盖刚好顶住我的膝盖。他说：“你问吧！你可以趴在我耳边嚷嚷，我基本上能听到。”这样，我一下就放松了，这哪里是采访，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促膝谈心。既然是谈心，我便把事先准备好的采访提纲扔到了一边。我问：“您的耳朵是什么时候听不到的？”“那是１９５４年，我奉调回京，住东城北面门楼胡同。我住了间正房，南有大窗，北有小窗。一日，天降大雨，电闪雷鸣，我正立窗边看雨，冷不防一声霹雳，一条火龙从北窗入，又从南窗出，这条火龙从我左耳边走过，相距不过一寸。我当时只觉得天崩地裂，脑袋嗡地一响，天地便一片寂静，从此非有雷鸣般之声我是听不到的。你想有龙从耳边过，我不‘聋’才怪呢！”听了老人的叙述，我不由露出惊异之色，望望先生的女儿，想从她那里得到证实，却见她笑而不答。我又问：“您的眼睛又是怎么失明的？”“１９７４年忽然两眼要失明，周总理闻知后亲切关怀，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给周汝昌一定要找个好医院，不能让他失明。后来找到协和医院最有名的大夫。我现在还剩下这半只眼，要感谢周总理，感谢那个眼科大夫。眼睛总算保住了没有彻底失明，可再也不能做编辑工作了。医生连续给我开了三次证明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我都把证明压下来了，我离不开那编辑工作。后来实在坚持不下来了，我只好辞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工作，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您从１９７４年开始眼睛就不行了，耳朵也听不见了，是什么原因使您把文化研究工作坚持到今日的？”“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不见不闻乃是抵御声色的要招。怎奈耳目虽可掩住，还有一颗心呀！心还不肯闲着，又要听又要看的。从１９７４年到今天，凭着这半只眼苦作，又写出了几百万字，出了十几本书。有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也有关于诗词书法的。”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