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红与黑(3)

“那么以您的观点，后４０回应该是一个什么发展脉络呢？”“对你这个问题我首先纠正一点，原著不是８０回之后４０回。８０回加４０回是１２０回，这是中国章回小说发展的最高峰。根据我的研究，曹雪芹要写１０８个女儿的角色，全书准备写１０８回。１０８是我们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代表数字，９是阳数，就是奇数，单数的最高代表；１２是阴数，就是偶数，双数的最高代表。９乘１２得出１０８来代表最多，是一种象征，不是实数。原著至７８回止，７８回往后笔墨骤变。”“谈到１０８，让人不由想起了《水浒》。《水浒》中有１０８将，曹雪芹是不是模仿？”“是的！《水浒》写了１０８个绿林好汉，写得好，曹雪芹非常佩服。强盗原先没人敢写，你居然敢写，而且写得这么好，曹雪芹深受其影响和启发。曹雪芹大才，不能重复你，你的绿林好汉都写绝了，我写什么呢？写红粉英雄，写脂粉英雄。这是秦可聊的话。《红楼梦》伟大的‘大’就‘大’在这里。我这样一说，也许你慢慢会明白了，我研究红学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一般的所谓红迷，认为这小说了不起，就是爱《红楼梦》等等……当然也包含着这样的因素，但实际上我并不是因为它是一部著名的小说而重视之，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书中包含的中国文化。我想通过红学研究，看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大精神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这种大精神就包含在《红楼梦》中。”这时他女儿在一边笑了，说我父亲对《红楼梦》和曹雪芹比对我们了解，他每年都为曹雪芹过生日，他却不知道我和母亲的生日。我笑了，问：“您说起《红楼梦》简直如数家珍，不愧是一个红学家，可是为什么您却不愿让人称你为红学家呢？”“首先，我已不是红学界的人了。我在海外住了一年，１９８７年回来之后，我就向当时的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希凡同志谈了我的愿望，我不想在红楼梦研究所了，我退出。红学界的人事，种种复杂关系太费神，我是一个老书生，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我没有那种能力处理红学界中的种种利害关系，我何必在那方面费精力呢！我从１９７８年就脱离了红楼梦研究所，这就等于脱离了红学界。红学界尽管包了全国高校、社科研究者，但实际上掌握我们红学界的就是红楼梦研究所。还有，目前舆论界，一般的群众对红学不了解，认为你们这些人吃饱了没事研究些哥哥妹妹恋爱……这简直是糟透了。再者，所谓红学界的某些人和某些事让人起不了敬意，一般人有微词，我混在里面，什么事都扣在我头上，让我受不了。我退出不参与这其中的事，我做自己的学问。”“但是，大家都知道当年把您从四川调到北京，就是因为您的《红楼梦新证》的出版，也算是组织上对您的重视吧！红学界的一些事是应该和您分不开的。”“可是，我调京之后，当年的１０月就是批俞批胡运动的开始，我一步步地成为了批判的对象。以后所有红学界的事情不但不是我主持，我连知道的权力都没有，我是靠边站的。可是，不明真相的人，特别是学术界的一些人仍然认为我当初调来主持红学的一切。为此对我有很大的误解，有很多事认为是我干的，让我有嘴说不清。还有一点就是我和红学界的一些所谓红学家没有共同语言。”“一部《红楼梦》在中国有其特殊的地位，它是和我们新中国政治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抛开对中国人现实生活的影响就够让人深思的。您能谈谈这是为什么吗？”“红学的位置是由**提高的，这事人人皆知。没有**，这部所谓的爱情小说还不知道是什么命运呢！解放以后红学的发展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没有**那是不可想像的。当时批俞批胡也是**倡导的，但是运动扩大化了，有些一发而不可收。这已不是红学的问题了，这是学术思想的大运动，震惊了世界。”“《红楼梦》不但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影响深远，同时也影响到我们的文化生活。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没有一部文学作品能有这样大的影响。”“是的，《红楼梦》这种普遍地被重视、爱好、谈论、研究、表现、表演，这已不是简单一部书的问题了，这是一种现象，我们可称其为红楼梦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包含了对它的研究，还包含了许多红学研究者，也包含了红学界这个特殊的团体。这种现象的根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生命靠生命维持“刚才我们谈论的大多是一些学术性话题，我现在想问一点您个人的问题。您的一生可谓是大起大落，由红变黑，有黑变红，您能否谈一下在您一生中最痛苦的记忆是什么？”“说实话，红学是一门悲剧性的学术，选择了它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第一流的大学者不屑为之，对它有兴趣的又不够资格，于是就落到了我辈之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痛苦。当然这种痛苦只是我个人的小悲痛，真正的大悲痛是和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的。”周汝昌说到这里静静地沉默了，我望着他，默默地体会着他说的那种痛。过了一会他说：“你刚才问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回忆是什么，我告诉你，那是在抗战时期，当时我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人把燕京大学封了，把学生遣散了，当时辅仁大学登出广告招编，很多同学都去了，很多同学为了求学都去了！我坚决没去，回到了天津老家，回到老家也不安宁，当地有一个叫新民会的汉奸组织专门搜罗失学失业的青年学生为他们服务，我当时只有藏在地窖里。我的老家离天津市四五十里，属于一个大镇。有一天我亲眼看见当地惟一的一个小学，教师领着一队小学生打着新制的太阳旗去村口去迎接日本驻军。那小太阳旗是用白纸制的，就是一张白纸中间用红墨水画了一个红圈圈。当时在阳光下，小学生手中的小太阳旗刺痛了我的眼睛。当时我欲哭无泪，欲喊不能，一种绝望、一种痛让我无法言表。我觉得我当时的心在流血，心都碎了。所以今天你问我最痛苦的记忆，那伤口一下便被触动了。唉——”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