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中国民法典离我们有多远(3)

我说：“由于一些判决没有充分听取行业部门的意见，加上某些法官的素质低下，有些官司判了，的确没起到好的社会作用。所谓输了官司、赢了理，就算官司输了却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有些文化圈内人士为法官不懂行、根本没有资格判这类案子，为此才引出了笔墨官司笔墨打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您能不能十分肯定地回答我，笔墨官司到底该笔墨打还是法院打？”王利明十分肯定地回答：“笔墨官司一定要法院打，但是，要充分听取这个行业、阶层、圈内人的意见。同时也要充分地尊重创作、评论的规律。你不到法院，那么通过什么方式解决呢？”“双方论战呀！”我笑着接话。“论战到什么时间呢？可能论战到几十年都不会有一个结果。”“就像鲁迅那一代人那样？最后还是存疑，不了了之。”“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节奏飞快，日新月异。旧的问题还没解决，新问题又来了。再者，那个时代没有人格权法，这种权利的观念也很薄弱。”“论着论着就叫骂起来，所以鲁迅可以痛打落水狗，可以骂对方是‘走狗’。”王利明说：“在现代社会，没有其他的途径最能有效地解决纷争、纠纷，只有通过司法。有人说作家自己搞仲裁来解决，可是仲裁不服呢？还要找法院。最后仲裁要执行呀！执行不下去呢？也要找法院。过去我们都通过领导解决，那就是看哪一级领导说了算的问题。那当然是官大的说了算。”惩罚性赔偿：骂一句赔两千，打一拳罚五千“既在诉讼就会有判决，损害赔偿是自然的。就精神损害赔偿来说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就近年来的案例来看，法院的判决差别相当大，有判１０元，有判万元的，有判几千万的，给人感觉特别乱。”我说。王利明笑了，说：“精神损害赔偿，世界各国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尺度。因为精神损害赔偿本身是对精神痛苦的抚慰，而精神痛苦是因人而异的。同一种行为针对不同的人，其结果也不同。有人可能无所谓，有人可能痛不欲生。所以精神损害赔偿要参照各种因素来确定。比方：加害人的主观恶意、状态以及他的经济状况，总让他赔得起吧！另外，还要看受害人的受损害的程度等。”“但是，法律总得有一个差不多的标准吧！一个名誉权官司打了三、四年，最后法院判下来了，才赔１千多块钱，让人觉得胜诉和败诉都无所谓了，觉得一个人的名誉也太不值钱了！”王利明说：“在这里要区别一个概念。我们所说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对精神痛苦的慰藉，而不是某人名誉的‘标的’。对于精神损害首先是恢复名誉，这可能比金钱更重要。如果简单地认为是赔偿名誉的话就错了，名誉是无价的，人格也是无价的。１０块钱不少，２０万也不多。”王利明从抽屉里拿出一份资料，说：“上海有一个因非法搜身的案子，一审判决赔偿２０万，二审赔１万，引起了轰动。我说，这差异也太大了，显得不太严肃。”“是的。”王利明说：“这样是不严肃。有人大代表提出，搜一下身就赔２０万，那么事故压死一个人应赔多少？国家规定各种费用加起来才几万块钱。上海高院的副院长和我探讨这个问题，我说不能简单地认为一个人的名誉就不值２０万元，人格是无价的，这和汽车压死人所支付的安葬费是两回事。”“那么，精神损害赔偿到底多少合适呢？法院判决时最终还是要给一个具体的数字。”王利明说：“我最近的确正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既然人格无价，赔多少都不合适，也不能得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数字，我建议可以采用一种惩罚性赔偿的办法，这就可以确定一个准确的数字了，通过惩罚性赔偿代替精神损害赔偿。广东规定侵犯他人人格尊严赔偿５万以上；而上海规定赔偿５万元以下。这些规定其实都带有惩罚性质，这里面也包含了对精神损害的抚慰，这种作法在美国比较流行。法官认为我没办法确定你有多大的痛苦，即使我能确定你有多大痛苦，我也没办法用金钱来衡量。我干脆对加害人进行制裁，对受害人进行抚慰，并且规定了明确的金额。比方：骂一句赔２千，打一拳罚５千。”“好！”我乐了，“是美元吧！换算成人民币就好了！不少了。”王利明说：“这钱就直接给受害人，这是对打人的人一种制裁，不要受害人证明什么，只要你证明被打了一拳就可以了。在中国有个案例，一个男人在大街上打了一位女士耳光，大家都可以证明。这位女士到法院告，法院说你得把医药费、医院的证明、伤害的证明拿来，否则我无法判，因为《民法通则》规定人身受到伤害是要根据这些进行赔偿的。在最高法召开的讨论中，我讲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打一耳光不可能住院，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医药费，如果有伤害证明就构成犯罪了。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一位妇女，是侮辱性的，侵害了人格权，这还不能承担民事责任吗？”我不住地点头，说：“在中国也应当搞惩罚性赔偿，那么多少才合适呢？”王利明答：“中国各地的情况不同，应当区别对待，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应当有所不同。但是，基本原则是既能补偿受害人，又能遏制加害人，起到惩戒作用。同时也要加害人能承受得了，要能拿得出来，可又让他感觉到心疼，这个数字才是合理的。”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