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执政文明奠基于治政和行政的统一(2)

就执政党而言，执政能力即“求是”与“求实”的全面转化能力。治政及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积累，即构成政治文明。如果说执政党组建政府的基本点在于搞好物质生产，那么，可以说执政党自身务须抓好在其基础上的精神生产；形象地说，行政的任务是国家资本和国民财富的保值增值，而治政的任务是“公民志愿”或说民心向背的汇聚扩大。本书作为“大国政治”和政治文明新解的理论拓荒，既尝试“建设性”，亦注重“历史感”——从历史中来，到现实中去，向未来中看。因此，下文我们主要是从中国概念、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化出发，对“政治”和“治政”的区别及其意义加以研究。梁启超先生在1921年的著名演讲《辛亥革命之意义》中曾经讲道：“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这份家产，毕竟还在咱们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哪里去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比我们晚了好几辈。我们好像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万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⑥虽历80余载，这一席话仍令人觉得言犹在耳、回肠荡气！因为中国正是世界上文明史（包括政治文明史）既久远又连贯的罕有之大国！所以，由远及近，从古到今，一以贯之，一脉相承，不管是对历史问题的认知，还是对民族精神的省思，既给我们提供了治政研究的绝佳素材，也给我们的政治文明创新准备了最好的比较教案。（二）治政文明是现代执政文明的灵魂首先，我们试从字面上解析“治政”与“政治”的不同：1.从“政治”到“治政”，体现出主体视角的变化；与“以政治人”不同，“治政”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即“以人治政”，强调要依靠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去治理好政事，而不是被物化的、僵死的“政令”所制。特别是历史上的政治现象一开始就是围绕权力纷争展开的，从根本上说没有改变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治模式，“政治”成了少数人用其“政”去“治”多数人的代名词。提出“治政”正是希望多数人及其治政核心能够顺应民心，扩大参与，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治”好公民志愿之“政”，最终达于社会发展高级阶段的自我管理。2.从“政治”到“治政”，意味着操作程序的变化；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通常认为，中西方政治管理的历史体制差别在于：中国素重清官“人治”，西方讲究程序“法制”。而中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由于是以“先王之政”为治国之纲，“祖宗之法不可变”，一方面造成因循守旧，受制于陈规陋习，另一方面法律的文本制度迄秦至清基本不变，客观上形成了依靠官僚自行发挥甚至贪赃枉法的人治惯性，缺乏西方条分缕析、权责明确的现代法律系统。治政，则强调了对“政”的分析、掌握与科学控制，从程序上提供了一种不断推动“依法治国”的理论前提。3.从“政治”到“治政”，暗含了制度时效的变化。中国之所以“两千年不变”，与各种制度文本的封闭僵死必不可分，也与统治者不能与时俱进直接相关。近代“海禁”带来的“闭关锁国”就是典型案例。治政则强调随着时代的变化来“治理”，而不是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明君先皇”的“金科玉律”和“清政明令”中兜圈打转。中国人历来重视“名正言顺”，马克思也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⑦语言往往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晴雨表。“治政”首先针对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封建残余而来，是要从词根上、意识上对那些造成近现代落后局面的政治积弊进行校正。这并非妄自菲薄，而是辨证扬弃、继承创新的第一步。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