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机之一：偏向(1)

危机之一：偏向——组织结构中权力原则对民主集中原则的束缚政党的偏向是指政党在一个时期内，由于采取了错误的路线而导致整个事业背离政党的基本宗旨和当时的基本国情，最终导致严重的后果。从本质上讲，偏向是组织结构中权力原则对民主集中原则的束缚。偏向往往产生于党的高层，对党的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因而其危机也最严重。我党历史上曾有两次严重的偏向，一是“王明左倾路线”，一是“文化大革命”。关于“王明左倾路线”对我党历史上造成的严重后果，历史早有公论。在这里我们要着重研究的是这种偏向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是能够避免还是不可避免的？（一）通过组织决议的方式发出的个人思想的行为。从历史上看，偏向发端于1931年5月**中央对苏区党组织建设作出的《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央为加强对苏区党的直接领导而派遣中央代表去设立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这是绝对需要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有权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但是，决不能代替或取消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决议案》还规定：“红军中的党的组织，是以连支部为基本单位，上级党委员会设立在政治部系统之内而直属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总政治部。党对于红军的领导，除经过政治委员与红军中党的组织外，上级的指挥系统经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远离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的红军，应组织党的前敌委员会直接指导。”《决议案》还指出：“在党员的成分上，坚决地向工人、雇农、贫农开门，对党内的富农分子乃至地主残余，一刻也不停留地将他们洗涮出去。”①应当说，决议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若从政党建设角度，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份决议却是此后发生“偏向”的祸根。首先，这是通过组织决议的方式发出的个人思想的行为。这已经不是1931年2月王明的纲领性小册子《两条路线底斗争》的个人行为了。一个人的思想一旦变为组织行为，其力量便立刻有了质的变化。从全社会而言，个人在组织面前是毫无力量的；对于组织内部而言，个人对于组织仍然是毫无力量的。虽然当时由于刚刚清除了立三路线的问题，全党思想正处于一种徘徊的境地，急需一种明确的指导。王明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面目出现，再加上共产国际的支持，正适应了这一需要。但当时党内缺乏对一种新思想的评价机制，一种思想在没有任何论证的前提下贸然变成党的决议，这不仅仅给整个党的工作带来一种冒险的危机，更重要的是给纠正这种错误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红军最后经过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丧失了中央苏区并付出几十万红军的生命之后，才得以有机会对这个由组织上形成的决议进行反思和纠正，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惨重的。（二）斩断政党基本力量的来源其次，这个决议斩断了政党基本力量的来源。政党的基本力量来自对群众的组织和群众的认同。中国**的基本力量来自当时的工农大众，当时红军的全称也是工农红军。但对于王明这种来自大城市的“纸上谈兵的布尔什维克”，不仅仅瞧不起当时已经形成武装割据形势的工农武装，同时也不尊重如**等来自农民运动的党内领导人。王明所谓单纯照搬苏联模式，在思想上表现为主观教条主义，在组织上则完全割裂了党同农民的平等联系，这完全是犯了国民党在辛亥革命时同样的错误——单纯依靠党员自身的力量来革命。这实际上是一种“救世主”自居的思想，但对于组织上的危害却是巨大的。党对于他来说，不是达于解放中国的工具，而是证明他自己正确的工具。这在他后来的一系列工作中都明确显示了出来。1931年9月20日，**中央作出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其中夸大了红一方面军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和其他地区红军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所引起全国人民反帝斗争情绪，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甚至称“目前中国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这一切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的正式形成。当时中央号召红军全面夺取大城市，一省至数省先取得胜利，在白区全面开展斗争。结果，不仅红军在攻打大城市的战斗中损失惨重，最后将白区党组织全部丢光，连中央也不得不于1933年2月进入中央苏区。党还是回到了其力量的源泉——工农中间——才得以继续保存下来。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