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机之一：偏向(2)

（三）权力尺度代替影响力尺度第三，这个决议使权力尺度代替了影响力尺度。我们在前文已经剖析过权力尺度产生的根源，这是等级制度下的产物。党组织在当时作为几乎是惟一的现代化组织，如果不能采取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原则与尺度，那也不过是皇权社会的继续罢了。虽然我党当时看到了问题所在，六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就曾明确指出“党内民主主义：从前下级群众是没有讨论过政策，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没有选举过自己支部干事会和委员会。——与机会主义奋斗后，渐能批评自己和上级机关，但党的政策还没有能普遍传达到下级党部，引起群众的讨论。”〖HT5”〗②但是，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形成对此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换言之，党内民主也好，民主集中制也好，都缺乏落实的有效方法，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是一个大问题。质言之，关键环节是选择尺度出了问题。一个能够有效地改造自身的组织，才能有更多的机会让那些领导者能够在组织的各个层面上显现出来，而不是只存在于组织的高层。反过来，这一条也是衡量一个党组织是否达于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即究竟采取权力原则还是影响力原则。采取影响力原则的政党组织，将使能干的人不断涌现出来，并承担起各种任务，整个组织迅速成长。而采取权力原则的政党组织则必然形成组织高层的斗争，而对于广大党员来说，则只能听天由命。因此，当王明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时，任何党员甚至当时已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也毫无还手之力。若不是后来革命形势一落万丈，红军伤亡惨重，王明等束手无策，这种局面还很不易挽回。综上所述，对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偏向，其根本原因还是出在了组织本身。缺乏对领导思想的评价体系、割断组织与群众的联系、用权力原则代替影响力原则，是当时出现问题的组织根源。这也是政党建立之初、制度化未形成之时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在建党初期对这些环节有所预防，我党肯定少走很多弯路，王明的偏向问题还是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后果，我党历史已有公论。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的也是偏向问题。1981年6月27日中国**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段论述切中要害地指出了“文化大革命”偏向的组织根源。除了我们在分析“王明左倾路线”偏向时的三个因素也不同程度起了作用之外，“文化大革命”又多了一个因素，那就是如《决议》指出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明确地说，在政党制度化阶段仍继续机械教条地采取在政党初建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手段，是“文化大革命”偏向的关键。〖HTSS〗因为这种方式只能导致政党退回到形成初期的“宗派状态”，（见本书第一章第二部分），这种状态下，某个中心人物的崇拜、小圈子的形成都是很普遍的，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被制造成神，**、**又为什么分别组织了小集团、小宗派。综上所述，“偏向”对于执政党的危害是最为巨大的。而政党治政的制度化建设才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