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着怎样的“政治基因”？

我们有着怎样的“政治基因”？——“大国政治研究”新著《治政论》读后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和当代大国，怎样建设政治文明？建设怎样的政治文明？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大问题。而要满意作答，必须直面一个根本性的命题：怎样正确认识和妥善对待我国源远流长的政治文明传统？换言之，我们有着怎样的“政治基因”？怎样评价我们的“政治基因”？新鲜出炉的《治政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析上述“系统问题”的新平台。正如年轻的作者在该书前言中所指出的，在全新的“精确制导式”研究进路的基础上，以创造性的“治政”概念为核心，“拉通”东方和西方、古代和当代的政治文明时空，从而基本建立起一个世界性的“政治文明基因组”的客观谱系和评价体系。首先，该书建构起破译现代政治文明“基因组”的框架结构，即“三个文明”的“轮—轴关系”。其次，剖析了现代政治文明“基因位”的价值核心，即“三大尺度”的“轴心作用”。再次，打造了比较东西方政治文明传统“基因链”的科学坐标，即“三种变道”的“重塑模式”。在此基础上，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两大元命题——民心向背和天下分合——所具有的跨时空的文明价值，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彰显无余。作者研究发现，“以家庭为传播中心，以天下为平治对象”的华夏传统，传承着奠基于“人—人关系本位”的政治基因，区别于“人—物关系本位”（古希腊）和“人—神关系本位”（古印度）的世界其他两大主要政治基因，从治政效果上更易形成“一体多元、天下和合”的政治气候，也更利于“以人为本、以家为本”的执政新风的激活与形成。当前，中国执政党的治道变革和老牌霸权国家的恐怖危机，成为作者研究视野中一正一反两个鲜活的例证。因此，科学剔除可能诱致“基因病变”的糟粕，中华民族的传统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早期形成的“天下政治基因”，越是在全球化、一体化的条件下，越是能够自适应和他适应，这在改革开放二十年间成功融入世界的“中国速度”上体现无遗，也将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国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中华民族在处理民族差异、文化融合、宗教信仰等问题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协调艺术，以及每每在积贫积弱、动荡浩劫之后的振兴自强，表明了中华民族所形成的政治内聚力和政治修复力更是无与伦比。相反，历史上的其他文明如“玛雅文化”虽也曾在“物质—精神”文明层面达于历史当期的颠峰，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文明基因和政治文明主轴，最终难免沦为“失落的文明”、“失传的文化”。而这种与众不同的生命力超强的华夏优秀政治基因，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和不朽根本。作者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当代执政实践体现出一种空前深厚的“制度力”，正是在“以我为主”的同时，兼容并蓄马列主义、法制精神、市场原则等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良性发展结果。之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未象苏东阵营那样“翻车”、“撞车”、“倒车”，也是这种执政层面的优秀“基因表达”的必然体现。因此，中国不但应当是一个经济大国、文化大国、文明古国，还应当成为有作为、负责任、不称霸的政治大国。应当说，这本近年来不多见的理论佳作，在透析“文明主轴”、“治政尺度”、“交往关系”、“传媒治政”、“序变模式”、“公民志本”、“分合拐点”、“量化**”、“平天下指数”、“全交往指数”等关键命题的基础上，为我们科学建设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执政能力和相应的政治文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集群化”思想成果。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