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从俭学到勤工之路(2)

直到现在，施奈德工厂的档案中还保留了父亲等人的有关档案。在工厂人事处的招工登记卡上，清清楚楚地写明，邓希贤，16岁，工人编号为07396，进厂注册日期是1921年4月2日，由哥隆勃（Colmbes）中法工人委员会送派，来自巴耶中学。

邓希贤和邓绍圣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当轧钢工。

大姐和我出席法籍华人捐赠的父亲铜像揭幕仪式

轧钢车间的工作就是把高炉里熔融的钢水先铸成钢锭，再轧成钢板。这项工作不需要专业技术培训，但劳动强度极大，而且常有危险。钢材（钢条或钢板）的重量通常是几十上百公斤，在高达40度以上的高温车间内，在被钢水映红了的热蒸气中，工人们要用长把铁钳挟着火红、炽热的钢材拖着跑，如不小心摔在热轧的钢材上，全身定被烫伤。有时轧机发生事故，钢条从轧机向外射出，乱穿乱刺，也会发生伤亡事故。工人们每周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50多个小时，有时还要加夜班。

我们从小就听父亲讲过，他在法国干过杂工，拉过钢条。可以想像，一个16岁的学徒工，尚未成年，身材矮小，要作如此繁重的苦工，一定不堪重负。

在这个工厂里，中国学生的工资十分微薄，固定工资每天只有12至14个法郎。父亲当时只有16岁，按法国的规定，不满18岁的只能当学徒工，而学徒工的工资则更为低廉，每天只有10个法郎。

勤工俭学的学生，住在离工厂20里地的盖沙南宿舍，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大屋。宿舍设有食堂，可吃早晚二餐，中餐则只带面包在工厂吃，渴时就饮点自来水，肉菜皆无。食堂的饭菜虽比外面便宜，但一客也要40至70生丁。学生们还要买工作服穿去上班，每套价目也要20到30法郎。

像父亲这样每日只有10个法郎的学徒工，生活用度是十分拮据的。本来，中国学生到工厂做工，是想以勤工而达到俭学的目的。可是，繁重的苦工压榨得他们精疲力竭，低廉的工资更使他们连日常生活都不能支持。父亲曾说过，他在克鲁梭拉红铁，作了一个月的苦工，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一百多法郎。在克鲁梭的工厂里，学生们中间有一首极为流行的顺口溜，叫“散工曲”：“做工苦，做工苦，最苦莫过‘马老五’。舍夫（法文chef，工头）光喊‘郎德舅’（法文nondedieu，非上帝的善类），加涅（法文gagner，赚得）不过‘德桑苏’（法文deux-centssous，200个小钱，即10个法郎）。”

1921年4月23日，父亲辞去了施奈德工厂的工作，离开了克鲁梭。这近一个月的法国工厂的勤工实践，使父亲初次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亲身体验了劳工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地位。资本家的压榨，工头的辱骂，生活的痛苦，使他本来十分单纯的心里，受到了不小的震撼。但是，那时的他毕竟年轻，毕竟对人生充满着美好的追求，他后来在莫斯科时回忆道：“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这时的他，虽然离开了克鲁梭，但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工作，积攒些钱，以完成重新进行学习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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