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儿说起?

女儿出国留学已经六年，今年是第三次回家探亲，而且待的时候特别长。在我家的三个孩子当中，女儿和爸爸的关系最好，她性格爽朗，心胸开阔，当机立断，从不拖泥带水，比两个哥哥都坚强，有气派。在这些方面，我认为她最像我。我和女儿处事看问题也常常是一致的，但有时也有争论，甚至大吵大嚷，使她妈妈在一边十分害怕。可是吵过就没事了。她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老一辈就是爱管人。我们早就长大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自己都知道。不用你们管!”女儿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音乐学院学歌剧，唱花腔女高音。学唱歌，看来一定很轻松，然而了解了一些情况之后，才知道原来远非如此。她对父母诉苦说：“这几年上大学可真把我累死了!你们不知道我那位老师，世界著名的权威黑人女教授对学生有多么严厉。她很喜欢我，可是越被她喜欢负担就越重，何况还要学那么多的课程：不单学音乐专业的乐理、和声、音乐史……还得学数学、微积分呐!”这种情况使我意想不到。我念大学的时候正是国难当头，强邻入寇；社会上有志之士号召“科学救国”。我去报考理科学院，结果物理得了十分，化学得了五分，数学只得了一分。教师说：“本来一分也不能给，为了留点面子才给加了一分。”看这够多刻薄!因此知道女儿居然通过了数学和微积分的考试，怎不教我肃然起敬。正是由于自己在科学方面的低能，或曰弱智，在娶妻生子之后，我一直梦想女儿和她的两个哥哥当中至少应当有一个是学理工科的。然而归根到底，哥哥学摄影，弟弟搞编剧。妹妹本想继承妈妈衣钵做评剧演员，可那时她不幸而为“黑帮子女”，虽然考上了也不许进戏校；还是得了音乐家叔叔的帮助，向婶婶偷学钢琴和投师学唱而唱了洋歌。孩子们在入学受教的道路上布满坎坷不平和重重障碍。和两个哥哥相比，妹妹是惟一受到全过程教育的，但却付出了比正常的学生更多的时间。原因是在整个学习当中不能按部就班，曲折的过程延缓了岁月。女儿这次回来，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筹备她毕业后的第一个独唱音乐会。这是她在六年前出国时就立下的心愿：“头一个音乐会必须在北京举行。”这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她出国在外从没有一天忘记祖国。“把中国民族音乐的精华介绍给全世界”是她毕生的志愿。想到这里面有她的父母亲自幼灌输的直接影响，使我感到愉快和骄傲。意料不到的是，筹备一个音乐会有这么多麻烦：订园子；节目单的设计和印刷；和钢琴家的堂弟联合举行的这个独唱独奏音乐会虽只有两个人的班子，却要进行艰苦的练习准备；还有种种经济方面、事务方面的繁忙……女儿性格奔放，从小就嫌女同学小气、多心、多是非，所以她的好朋友更多的是男同志。这一回的音乐会，那些哥儿们可就帮了大忙。这一通忙甚至把我这爸爸也卷进去了。就在忙乱之中的一天晚上，孩子却来对爸爸妈妈讲起她离开美国这一个多月当中有两个朋友使她放心不下。女儿说：“一个是丽丽，我的多年同学，到了美国又是同学。丽丽是一个温柔听话的美丽女孩，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她的美妙的声音就是被公认的第一流质量。在美国大学里，学校校长和教授们也都认为她将来必有大发展。但是在美国社会里，唱歌却难以成为一个正式职业，必须以另一种工作来保证音乐。一个年轻女孩要以多大的决心和毅力来从事声乐艺术啊!当然，假如只是为了生活，道路还有的是，而丽丽选择的是最简单方便的一条路，就是结婚。“对方是来自台湾的华裔商人，年纪大了些，可是还算得仪表堂堂，和丽丽站在一起也还般配；脾气也不错，稳重，不爱说话。但是他提出的条件却是非常苛刻的，就是：结婚以后再也不许妻子做演员，绝对不许再登台演唱。真是可惜呀!在美国五年，加上国内的三年，八载寒窗，苦学苦练，这一下子不是全部付诸东流了吗?“在我即将离开美国，登机起飞之前，丽丽开车到机场送行。她正处于下定最后决心的关口，可怜的丽丽已经几天几夜吃不下睡不着了。那个貌似宽厚的男人平时温文尔雅，尤其对女人格外有礼貌，然而一肚子从娘胎带来的封建**思想深入骨髓，一言既出决无转圜的余地。而且还表示了决不会放弃这个即将到手的美人儿，要唱也只给他一人唱。从我离开美国那天起，丽丽那双不断流泪的眼睛至今好像还留在我眼前。看来她只有向命运屈服的一条路了。当然，这种事情假如放在我的身上，根本不是问题。要跟我一起生活就得听我的。不听我的，你就给我滚!”女儿说完还“呸!”了一口。“另一个不放心的是青年小慈，他约在半年前来到美国。小慈原是中学的英语老师，两年前娶了一个在旅游业工作的如花似玉的妻子，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儿。经过长时间的左思右想，小慈夫妇都认为当个中学教员将永无出头之日，惟一的出路是出国干一番事业，站定脚跟之后再把妻子和女儿接出去；即使不在国外团聚，学成归来也会今非昔比。主意打定之后就展开了为出国奔走的努力。打通关节、走后门、请客、送礼；又要请已经在美国的哥儿们朋友联系出去后如何挣钱吃住的一切问题。大家真没少给他操心费事，可说是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了。好不容易小慈终于到了美国。刚出来两眼漆黑，怎么办呢?只好在我们家住下了。第一桩事就是给他找个打工的地方，好解决吃饭问题呀!但即使打工也要取得一个合法的身份，没有这个身份只能打个不能公开的‘黑工’，譬如在餐馆服务，就得躲在厨房隐蔽处干点力气活，做些搬运、清扫之类的事情，一天下来累得四肢发软，两眼昏花，一个文弱书生哪儿受过这个呀!“当然，老住在我们家也不是个事儿，所以就得为他找个管住处的老板。再苦再累也得挨过去这个难以适应的阶段。我每次看到小慈那副可怜的狼狈样就想：你这是何苦来?把年轻的妻子、女儿扔在家里，自己落得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活受罪!果然，一阵艰苦奋斗，刚刚习惯点了之后，几乎是爆炸性的痛苦发生了：小慈生起了强烈的怀乡、思亲病，想老婆想得几乎发了疯，见到熟人朋友，还没来得及说一声妻子‘小莎’的名字就是满眶眼泪，真可说是声泪俱下。那么大个男子汉就是这样的没出息，丢人现眼。这叫我怎么说呢?连开始有的一点同情心也被这不作脸的眼泪冲掉了。“这半年以来，小慈就是以这种凄凉、痛苦的情绪在美国靠卖力气生活，这种倒霉的情绪不能不影响他的工作。人家美国老板可是不留情面；他干得不好当时就被辞退，害得朋友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东奔西跑为他找工作。我们都劝他：‘干脆回国吧!’‘那怎么行!这么回去岂不脸面丢尽?’说得也是，确是不能回去啊!“在美国要上大学，外国学生必须考上‘托福’，英文这关通不过就休想取得入学资格。小慈在国内是个中学英文老师呢，可是到了美国之后，竟是连考了三次‘托福’都名落孙山，这和他的心力交瘁、情绪低落大有关系。但是这个忙却是谁也帮不上的。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不知如何是好……“这回回来我倒是见过一次小莎。小莎有点没心没肺，听我提起她的丈夫种种表现，只是一味傻笑。她只和我说了一件事，就是她在结婚前的一个男朋友现在和她是同事，几乎每天都会见面，有一次她给丈夫写信，无意提了一下，谁知丈夫大吃飞醋，回信把她臭骂一通。她也急了，回答他一顿骂。不久又收到丈夫的回信，流泪忏悔，赔礼道歉……唉!这个没出息的小慈呀，真叫我没法说。”女儿回家第三天晚上对我和她妈妈讲了这么一段话，以后就再没提起了。这两个年轻人的遭遇不大一样。一个是前途美好，但缺少主宰自己命运的精神，轻易地被一种腐朽的力量压服了；另一个则是完全缺少自知之明，走错一步，吃尽苦头，至今没得个结果。两个人都叫人同情和惋惜，但对他们又无能为力。“文革”以后，国家有了脱离愚昧，走向大治的迹象，但有些情况也使人担忧。譬如对西方世界的向往。近年来我和不少的年轻人交谈中，很多人都有一旦出国便不想回来的表示和打算。因之使我不由得想起我年轻时的情景：那时的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乃至于战乱频仍，灾变迭作。至于生活水平、物质条件和现在更无法相比。但是爱国主义的情操、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心和今天的一些年轻人却是大不相同。譬如那时古老颓败的北平和上海租界上十里洋场的繁华确是相差甚远，然而一般人对于上海的印象完全不像现在人们对于能去一趟香港那样的渴慕和向往。40年代后期爆发了一场驱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解放战争，在上海的大批文化人由于国统区的白色恐怖纷纷出走香港。为了维持生活，大部分在当地就业。两年之后战争结束，新中国即将成立，从上海或其他城市前往香港暂住的人们，除极少数由于一些原因留居香港之外，大多数人都是怀着无限激奋的心情争先恐后回到上海，回到北京的。再说到我们上一辈的亲长和师长们，很多人留学海外，这一些专家学者大多亲身经历了祖国大陆的兴衰，重重国难为他们所耳闻目睹，但他们也大都学成归来，以挽救危亡、为国效命为自己的天职，博得后人的钦佩。可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历来就是国家民族的顶梁柱，是民族的骄傲。说来惭愧，我的亲爱女儿由于两年前和一个大陆赴美的青年结了婚，如今也定居海外了，但是她的一片爱国爱家的亲情不变，已经三次回到北京来过春节，如今又在考虑明年春节回来将做些什么的计划。更为主要的是她在想着：什么时候把家搬回北京来?她说：“在外头没有一刻不想家，我太爱咱们的中国了。”女儿上飞机之前，留了一张纸条在我书桌上，写的是：爸爸：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受到的折磨还太少?遇到事情处理起来总显得脆弱和幼稚!你常说你们那一代人很年轻就挑起家庭生计的担子，很早就成熟起来。无疑这对人的一生有绝对的好处。可是我们毕竟生长在新的时代，我们该怎样让自己更坚强起来呢?如今科学大发展，物质条件一天天更好了，难道人和物质成反比，会一代不如一代吗?真是这样的话，岂不太可悲了吗?我回答不了女儿的问题。1987年4月21日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