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风浪中沉浮(1)

发挥写作才干，声援工人斗争———博古、彭述之介绍入党———二哥被捕，老母亡故———“我不是一个一手回天的英雄，遂摒绝一切政治，安心来过一个新闻记者的生活。”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案件也波及到天津，天津各界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在洋行工作的青年员工成立了天津洋务华员工会，王芸生被推选为宣传部长，还主编工会出版的一份周刊。后来这份周刊改出日报，取名《民力报》，他仍任主编。这时他充分发挥写作才干，写了大量反帝、反军阀的“激扬文字”，大力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报纸办得虎虎有生气。他的文采，令四周人刮目相看。1925年底，他加入了正和**合作的国民党。风云变幻，难以预测。王芸生在《重回上海·代跋》（载1937年《由统一到抗战》，收入《芸生文存》）中对当时的动荡局势作了详细的描述：“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天，冯玉祥将军领导下的国民军，正在平津一带，与奉直鲁联军作着拉锯战。直鲁联军利用海上舰队进袭津沽，因国民军封锁大沽，而引起一幕中日交涉。3月12日早晨，日本舰队对大沽炮台开了炮。驻津各国海军司令经由领头公使之手，于16日对执政府送了最后通牒，限于两日内停止津沽战事，并撤销大沽口防御。18日，北京市民为最后通牒事向执政府请愿，发生了流血惨剧。在我们悲泣国门碧血的时候，政局起了变化。3月22日的早晨，国民军静悄悄地退出天津。我那时还在报馆睡觉，朋友跑来送信，我遂不得不将那个与朋友们合资经营的小报馆撂掉。大概就是那天的深夜吧，家人朋友皆不知道，只我二哥一个人把我送上了招商局的一只轮船。“转天晨曦初露，天津市内还在响着陆续的枪声，轮船蠕蠕东行了。那笨重的轮船一程程东进，浑黄色的白河一节节地西退，过了溏沽，到了大沽海口。那海口是天津的咽喉，北京的门户，在近百年史上，给中国运进了西洋文明，同时也吞入了不少的国耻。英法联军时，外兵经过那里摧毁了我们的首都；到了庚子之役，八国联军又从那里打进来。一个《辛丑条约》，作了不平等条约总代表，削平了大沽炮台，中国从此没了海防。我那次作亡命客，竟也因了大沽口的外舰压迫而起。我那时，既悲国家的遭际，复伤个人的孤零，且惧眼前的危险，心中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酸楚。我为避免大沽口驻军的检查，蹲进水手睡觉的舱内；迨钻出来时，船入大海，长风巨浪，悠扬浩渺，眼界胸头，均为之一舒。船在渤海中，瓢儿似的继续向南飘流，到了烟台，过了威海，经过几度眠食，我这个陌生的人便来到了上海。”1926年3月底，王芸生就是这样从天津匆匆地乘一艘招商局轮船到了上海。没有别的去处，只能投奔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他被安排与秦邦宪（博古）先后合编《亦是》、《短棒》等周刊，后来改办《和平日报》。王芸生在谈起秦邦宪这位后来的**重要领导人物时，认为秦邦宪“思想激进，口才出色，文笔也好”。正是这位布尔什维克，给王芸生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以及马列主义。秦邦宪还把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刚通过的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也给他看了。王芸生阅后，对**的处境深表同情，对国民党内极右派的言行表示愤慨，并同意由秦邦宪以及另一个不很熟悉却已有名气的彭述之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加入了中国**。照理说，他思想应当激进与亢奋，但他却还有另一面，或许是革命趋于低潮，他没有见到光明吧……他在《重回上海》一文中说：“我像游魂孤鬼似的在上海住了将近一年，现在回忆起来，还有着不少依恋，同时也有着不少的宿恨。南京路上的扒手曾吃过我的耳光；新桥道旁向过路人拉扯的野鸡，曾尝过我的拳头；我个人也曾在巡捕房中蹲过个把钟头。这些事，或许是一个粗野的北方人难免碰到的笑话，但在我个人说来却只有憎恨。那一年的生活，大体说来是轰轰烈烈的，终日所接触的都是热血澎湃的人物，夜间则睡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1927年春节临近，因老母病重，急电催他北归，于是在春节期间赶回天津。回到天津后，他在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所办的《华北新闻》写社论。正当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挺进北京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上海那边的情势更为恶劣，宝山路上已血流成河。在《重回上海》一文中，王芸生是这样回忆的：“那时的朋友们，到现在已死的死，散的散，都为一个大时代尽过他们的责任了。屈指数来，也有不少的人业已显达。我对于显达的人们毫不羡慕，而对于被时代巨浪吞噬了的朋友们，每一念及，辄不免心头滚烫，暗暗地落泪。一位北方的朋友，比我迟来了几个月，也晚走了几个月，当我在北方惊悉南方恶潮时，这位朋友的热血已与许多人的血流在一起了。还有一个女孩子，为革命的情绪所鼓舞，要到武汉去投军，我曾帮助她取得了一个资格，并确知她已登上了长江轮。两天后，报纸上登出一段新闻，说一只轮船由上海驶到南京时，一大批去武汉投军的学生被扣留，且给孙传芳杀掉了。这段新闻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一直到现在，我还担心着那个女孩子是否尚在人间。”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