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风浪中沉浮(2)

在严峻的局势下，王芸生为《华北新闻》写社论不能照旧写下去了，而且连自身安全也成了问题。在朋友的掩护下，他躲进了法租界，基本上不能回家，受冻挨饿吃尽了苦头。而这时他的妻子冯玉文仍遵照他的旨意，经常抱着年幼的大儿子王芝光坐着马车，像贵妇人似的为党转移书籍和文件。那时冯玉文为能坐马车感到非常开心，根本不知道自己面临的危险。冯玉文还多次掩护过**人，如**、彭真等。由于有了这些真实的“传奇”，在冯玉文出生地杨柳青镇几十年后曾盛传，王芸生与冯玉文的婚姻像是一出大革命时期的新京剧《柜中缘》。紧接着是灾祸临头。军阀褚玉璞抓不到王芸生，就将王芸生的二哥逮捕入狱。王母由于受惊一病不起，1927年5月的一天突然撒手人寰。母亲故去，对王芸生的打击可谓至大矣！请看他在《重回上海》一文中的记述：“在上海，我曾日夕计算着北伐军的行程，也曾忧虑焦急过党人的纠纷。民国十六年（1927年）初，在汉口租界被收回的时候，母亲思念游子，唤我回家去过旧年，我遂别了上海，返回漆黑的北方。我回家不久，北伐军先后攻下宁沪，在剧烈的党潮中，朋友们分了友敌。我到现在还庆幸未卷入那漩涡，但那场灾难却摧毁了我的家族。二哥替我坐了半年褚玉璞的牢狱，母亲因悲伤二哥的灾难，担心我的安全，竟一病不起将她的爱儿丢下了！我就在天津，竟未获一见母亲的最后慈容！以后听家人告诉我：母亲弥留时，尚坚嘱莫让三儿回家，免为侦骑队抓去。母爱是如何的伟大啊！蠢儿不肖，十载虚掷，徒辜亲恩，无补国恨，每念及此，惭泪交并！”据王芸生说，他当时看到的是一片黑暗，见不到光明。他不明白党派间为何要如此相互杀戮，原让他崇拜的陈独秀何以会成为“叛徒”，党内纷争令他失望。他决心脱离一切党派，专心从事新闻工作，以此报效祖国。1927年6月2日，天津《大公报》第一版登出一则“王德鹏启事”：鄙人因感触时变，早已与一切政团不发生关系，谢绝政治活动，唯从事著述，谋以糊口，恐各方师友不察，有所误会，特此声明。王芸生加入**的确切时间，已不易考证，从他遗留下的文稿、录音等判断，在1926年8月至9月间比较合理，即有出入也不会太大。依此判断，他在**仅有十个月左右。我们知道，王芸生生前毫不避讳自己曾加入过**，但为何最后不与任何政团发生组织关系，却不愿谈及。下面引述《芸生文存》（1937年《大公报》印刷）里的一段《自序》，或许能了解一点。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国家在这个时代中的悲喜，我自然也分享了一份。庚子以后的残破局面，已在妈妈的怀抱中过去，孩童的脑中没留下一点印象；我的小辫子是给辛亥革命剃掉的，壬子兵变时的火光和枪声，曾照耀过我的眼睛，震动过我的心；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热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使我走上民国十五六年的革命战场。革命的火焰曾使我的生命发光，而革命阵营中的**现象也确曾伤过我的心。我从那时开始有了一种觉悟，觉悟自己不是一个一手回天的英雄，遂摒绝一切政治，安心来过一个新闻记者的生活。人是从那时起变得没出息了，也从那时起变得老实些了，但自信我的心却未曾冷。”王芸生晚年时，有人问起曾是他生命历程中的一个不平常人物秦邦宪，与他以后交往如何，他回答说：“我跟他分开后，再没有任何交往。估计他早认为那个王德鹏牺牲了，他不会想到后来《大公报》那个王芸生就是我。抗战中，他作为**代表人物曾去过重庆。我没想与他相会，因为我们毕竟走的路不同。”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