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季鸾笔战，进了《大公报》

面对侵略者还要“躬自厚”？《华北新闻》社论作者王芸生与大名鼎鼎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展开笔战。谁想二人竟由此结为终生师友。辞去《商报》总编辑后，王芸生的命运就与正蒸蒸日上的《大公报》连在一起了。话还要回到王芸生从上海回到天津，为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所办的《华北新闻》写社论的时候。在此期间，王芸生和《大公报》进行了一场笔战。事情经过是：当北伐军打进南京时，即1927年3月，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派出军舰炮轰南京，引起程潜率领的第六军官兵奋起反抗，并捣毁了南京的一些外国领事馆。针对这一事件，王为《华北新闻》撰写社论，抗议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声援第六军将士的正义行动。而《大公报》发表了相反的言论，提出不应捣毁外国领事馆。如1927年4月1日《大公报》发表了由总编辑张季鸾执笔的社评《躬自厚》。文章说：“东方道德所以为人类交际之规范者殊夥，其中一义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人与人如是，社会和平矣；国与国如是，世界和平矣。今之中外，关系亦然。如其咎在我者，我应自责之，所谓‘躬自厚’也。而为外人者，亦应自省其过去或现在之咎责，同时承认我国民一般之友谊，盖虽不敢望其自厚，而不得不劝其勿专责人也。”文章要述美、日在其国内种种排斥华侨的事例后说道：“吾人终信‘躬自厚’之说，应为中国之处之要义。不论何军或非军，苟扰乱秩序，损害人民，必应彻惩之。果军队也，必应处分之，不论其所伤害者为外人，或本国人也。政治之初等要素，为保持安宁秩序，不论为**、为立宪，为英美式或苏俄式，亦不论其所持为何主义与原则也。此而不能，则浸假必至于死亡，遑言外交乎。吾人虽责外人不应夸张，而实不能不望国民自责而痛加纠正之也。”第二天，即4月2日，《华北新闻》发表了由王芸生执笔的社论《中国国民革命之根本观》，对《大公报》这篇社评进行反驳。文章写道：“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即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被侵略者对侵略者无所谓‘躬自厚’的问题。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还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把帝国主义的特权铲除净尽！”但张季鸾没有回应，而是打听《华北新闻》社论的作者为何人，当得知后，就传话希望与王芸生会晤。王芸生为此专门到《大公报》拜访总编辑张季鸾。不想，此次会晤竟成了两位终生师友的初晤。自王芸生登报脱离党派后，自然也离开了《华北新闻》。此时，天津《商报》正准备创刊，正在物色总编辑。王芸生在布店当学徒时曾认识一家大绸布店的老板李善人先生，李先生一直对他很赏识，自告奋勇找《商报》老板举荐。当《商报》老板问到名字时，起初着实让李先生一愣。他十分机灵地闪过一个念头，不能再叫出过风头的“王德鹏”啦，便脱口而出：“王芸生！”王芸生这个往后几十年在中国新闻界风光响亮的名字，竟是这样偶然而又不寻常地得来的。大约在善良并有眼力的李先生一闪而过的念头里，来自芸芸众生的“芸生”不只朴素、平凡、安全，还意味着更坚实、更有根基和力量吧。1928年5月，王芸生正式出任《商报》总编辑，但因与老板在观点上有严重分歧，不得不辞职。与此同时，他给《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写了求职信。张季鸾是一个十分珍惜人才的人，他当然不会忘记那场“笔战”，接信后，张季鸾亲自登门去接王芸生到《大公报》。1929年8月22日，《大公报》第十一版登出一则启事：芸生已于本月初辞去天津《商报》职务，此后友戚投函，请寄日租界《大公报》社收转可也。从此，王芸生的命运就与《大公报》连在一起了。在1929年，《大公报》已算得上一张老字号的报纸。它创刊于1902年，创办人是英敛之，主张君主立宪并以敢言称，在他主持下的《大公报》颇负盛名。但报纸1916年盘给皖系政客王郅隆后，一蹶不振，1925年底停刊。1926年9月1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以新记公司续办《大公报》，在续办的创刊号上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报纸顿生活力，销路上升，蒸蒸日上。王芸生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大公报》的。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