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

值得珍视的遗产文/丁东我和王芝琛先生是五年前才相识的，介绍人是老朋友智效民先生。

智效民因为撰写研究王芸生的文章，和王芸生的哲嗣王芝琛建立了联系。

他们经常通电话。

老智告诉我，王芝琛对他说：“你的几个朋友，高增德、谢泳，我都认识了，有机会还想和丁东认识一下”

王先生比我年长，我自然应当去登门拜访。

当时正好谢泳来北京办事，我就和他一起去看王先生。

王先生居住的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我去过几家，比如李锐家、丁玲家，老同学常大林家。

所以，到了王先生家，并无陌生之感，聊起来更是一见如故。

我们不但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而且谈古论今，有很多共同语言。

当时，山西省作协的《黄河》杂志改为大型知识分子刊物，由谢泳主持，王先生赞不绝口。

他请我们一起到马路对面的小餐馆吃饭，还在谈论这份杂志。

后来，这份杂志迫不得己，改回纯文学期刊，王先生又大呼可惜。

王先生那年六十二岁。

他告诉我，退休好几年了。

他1961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指挥仪专业，一直从事国防科技工作。

1980年，父亲病重，把在外地工作的他召到身边陪侍，向他追忆了平生的重大事件。

那是一个大地行将复苏的早春季节，王芸老虽然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但毕竟是见过大世面，有过大阅历的一流学者、一流报人。

他预感到，国人对20世纪的历史评价将会出现重大的变化。

于是，向儿子说出了郁闷在自己心里多年的话。

生命的最后三个月，他陆陆续续与儿子谈到一生经历的很多重大历史问题，比如中苏关系、西安事变、《大公报》和国共双方的关系等等。

他一边说，王芝琛一边录音。

王芸老体力已经很差，有些问题只是点到为止，语焉不详，王芝琛当时不能完全理解，但毕竟留下了最重要的线索和钥匙。

父亲临终的心愿，王芝琛看得很重。

1991年，他五十四岁，决定提前退休，专门从事与《大公报》相关的历史研究。

十几年间，他“埋头于《大公报》故纸堆中，悉心研究，并采访大公报故旧，广搜博闻，于大公报研究，卓然成家。

他积累大公报材料之丰富，于大公报史事之熟悉，朋辈中无人能及”

（唐振常语）。

其实，王芝琛从小就喜欢文史，考大学的时候，本想报考北京大学的文科。

但父亲一辈子舞文弄墨，后半生为此伤透了心，说什么也不许儿子学文。

哈军工的名声当时并不亚于北大、清华，一入校就穿上军装，这是很多青年梦寐以求的。

但这并非王先生兴趣所在。

所以，他退休后如同蛟龙归海，很快成为文史天地的高手。

我在和他见面以前，就在《老照片》、《文汇读书周报》、《黄河》、《书屋》等报刊读过他的文章，印象颇好。

唐振常说他文章的最大特色是“信而有征，以事实为依据，不空谈，不虚夸。

“不作危言高论，但直道其事，直述其经过，读后自然形成结论。

我的感觉是，王先生善于在有限的篇幅内，尽量传达更多的有效信息，他选择的细节，往往一下子抓住要害，干净利索，快人快语，没有一句废话。

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

现在学院派的训练，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很简单的事情或道理，偏要拉成很长的文章。

引经据典，装腔作势，让人不胜其烦。

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先生喜欢文而没进文科院校，或许是一件幸事。

否则，读了文科，染上那个时代的通病，文章能不能写得像现在这样好，就很难说了。

2000年夏天，工人出版社编辑王建勋先生和我商议，策划一套学术随笔，名为《学灯文丛》。

组稿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王先生。

他不但文章好，而且主题集中，不曾结集出书。

和他一联系，他也很高兴。

原来2001年9月26日，是王芸生先生百年诞辰。

2002年6月17日，是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百年纪念。

在这之前，如果能把他关于《大公报》的随笔成书出版，可谓正逢其时。

书编得很顺利，出版有一点小周折。

毕竟，以图书的形式重新评价《大公报》的历史地位，不是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

最后，出版社想了一个两全之策，在卷首加了一段“出版人语”

，表明出版社“对作者的许多观点不能苟同，故在编发时做了若干删节。

然而，这本名为《百年沧桑》的集子问世之后，还是引起了出人意料的反响。

2002年，《大公报》诞生百年之际，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王芝琛的观点几乎成为舆论的共识和纪念的基调。

几十年间泼在《大公报》上的污水，基本上被荡涤一清。

王芝琛的研究，改变了学界和舆论界对老《大公报》的历史定位。

现代报纸在中国诞生一百多年来，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传统，一个是党派报纸的传统，一个是民间报纸的传统。

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后一个传统中断了。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开始了深刻的转变，报业也从此前三十年单一党报的格局开始走向多元的进程。

此时此刻，人们回顾总结当年以文人论政，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特色的《大公报》，以及民国时代其他民间报纸的传统，便不难认识到他们的历史意义和未来意义。

1926年9月，张季鸾提出了《大公报》的“四不“方针”

———第一不党。

党非可鄙之辞。

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

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

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