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2)
第二不卖。
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
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
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
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
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
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
盖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纵观世界各国，报纸和政党、政权之间，大致有两种关系，一种是从属的关系，一种是独立的关系。
执政党派的报纸，充当政权的喉舌顺理成章；非党派的报纸，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选择独立却并非易事。
新记《大公报》标举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就是想选择独立的关系。
尽管有人总想证明它和当时执政的国民党之间有某种依附关系，其实这是不公正的。
《大公报》虽然不可能超出当时的环境，但确实为践行“四不”
做出了尽可能大的努力。
王芸生从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报》笔政。
这八年，他为了坚持言论独立，多次碰蒋，蒋介石请他兼军委会参议，送来聘书和薪水，被他退回。
颇不给面子。
1947年，中统特务抓了《大公报》记者唐振常，他便给上海市长吴国祯去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大公报》当时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态度，有的与国民党不同，有的与**不同。
报纸想在两党之间“中道而行。
有时既不能让国民党高兴，也不能让**满意。
但是，今天对《大公报》作历史的评价，是应当以当时某一党的某一具体政策作为评价依据，还是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根据全面的事实真相加以重新检讨呢？比如雅尔塔会议，苏美英三大国的巨头，为了让苏联早点对日宣战，背着中国，把属于中国的主权和利益许诺给苏联，作为中国人办的报纸，难道没有权利发出批评的声音么？因为它“不党”
，所以，在三四十年代国共两党的对峙中，不论是当朝的国民党、蒋介石，还是尚未执政的**、**，都不曾低估它的影响力。
1941年，《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逝世，蒋介石出席葬礼，**发去唁电，给予高度评价。
继任者王芸生，在与国共双方领导人接触中，也得到了很高的礼遇。
两党对峙的时候，自然都希望居于中间的《大公报》发出对己方有利的声音。
但当一方完胜后，中间力量便不再成为影响天平左右的砝码。
《大公报》的“四不”
方针，从此成为绝响。
惟其如此，《大公报》的历史和大公报人的活动更有其值得珍视和总结的一面。
以王芸生先生来说，从一个只能靠包茶叶接触报纸的小店员到担任一张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大报主笔和总编辑，其间经历的艰难曲折和所作的坚忍不拔的努力与所走的不平凡道路，给后人做出的示范和提供的经验是非常宝贵和丰富的，而我们过去做过多少虚诚的客观的了解和研究呢？王芝琛不以新闻史研究为业，但他对新闻史研究的贡献，却远远高于许多专业人士。
他的书受到知识界的好评，东北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也来向王先生约稿，请他写一本《王芸生传》。
为父亲立传符合王先生的心愿。
从资料的掌握、情况的熟悉、理解的深刻诸方面看，他也是为王芸生立传的最佳人选。
2002年新年春节期间，他废寝忘食地赶写此书，按时完稿。
那家出版社的编辑将书稿交给领导审阅。
领导看了却说，这本书既不能得大奖，又不能赚大钱，出它干什么？出版社拒绝履约，而且不作任何补偿。
王先生一介书生，失望之余，只有长叹！
王芸生是什么人？他不但是中国现代报界巨子，而且是中日关系研究的开山人，**和许多各界要人都重视他的活动、著述和影响。
如今，他的传记到了某些势利的出版人手里，却如同废纸！
我听说此等情况，也唏嘘不已。
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从头努力。
两年来，我的朋友宋庆光、陈敏等先生，都有意寻找投资，出版此书。
无奈他们本身不在出版社，掌握不了出版的全过程。
今年5月30日，突然收到王芝琛先生的一封信，告诉我查出癌症，病得不轻，希望想想办法，让他有生之年看到这本为父亲写的传记问世。
我吃了一惊。
王先生今年才六十七岁，虽然有糖尿病，但和他多次来往，觉得他精神一向很好。
怎么突然间就遇到这样的灾难？我知道刘硕良先生是有胆有识又有高效率的出版家，刚刚帮我的一位朋友赵诚出了一本黄万里的传记，此事找他，也许有望。
于是，我与刘先生联系。
他痛快地答应，三个月内一定让这本书印出来。
在此期间，王先生在肿瘤医院切除了结肠的病灶，但肝部和肺部已经扩散，即将作化疗，能不能闯过鬼门关还未可知。
前几天，我陪刘硕良先生的副手汪正球去王先生家签合同。
刚刚出院的他，明显瘦了一圈，说话也不如从前那样有中气。
他对我说，他不想死。
我感到，这部传记，维系着他生活的勇气和生命的意义。
愿王先生能够驱走死神的阴影。
我还等着你的新作。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