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传统桎梏亟待冲破(6)

这样的语言养成习惯，无疑最终会颠覆代表和记录中华文明的汉语。语言的转译其实是思维的转型。

语言在一个人口流动十分频繁的社会里不仅仅是交流工具，思维方式、情感方式也都渗透其中。

这使得人们在丧失语言传统的同时，吸吮着外来文化，使之入脑入心，变成其情感、思维等的内涵，使沿袭千年的民族文化发生更大的变异。

例如，中国人原本不太能说出

“我爱你”，现在，他们不仅懂英语，而且能说，他们可以用英语说出

“Iloveyou”，这样躲在语言背后的感情因为借得了一把保护伞，进退自如，中国人的感情几乎一夜之间不再像在传统中那样显得端庄、严肃。

“当代中国中产阶层与其他各阶层在文化上的差别最明显的特征即在于它全方位地打破了中西文化的隔阂。在中产阶层形成的这十余年中，已渐渐形成了一种融会中西的独特的文化风貌。”秦言先生在《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一书中说。

随后，在书中他又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精彩的解释：在三资企业，西方的经营管理模式通过规章、制度、培训等逐渐为中方雇员接受，中方雇员也逐步具备了市场意识、营销概念等现代管理思维；至于那些现代化的办公设备及操作手段，中方雇员也大多运用纯熟。

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外商在谈及中国商人及中方雇员时仍会强调他们缺乏经商经验和国际视野，进入90年代中期，历经十年的锤炼，外方已逐渐相信中国人在此方面出色的适应性。

1996年世界十大汽车公司之一的法国雷诺公司将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一职正式委任给一个叫王大东的中国人；摩托罗拉中国公司的中级管理层有150余名中国人，占该层管理者的51％；IBM中国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几乎全是中方雇员，高层管理者中，中方雇员也占到一半。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荷兰壳牌公司、飞利浦公司、美国英特尔公司、英国ICI公司……这些名列《FORTUNE》杂志全球500家大企业的跨国公司用人时不首先看重员工的本地背景，他们更看重员工对跨国集团运作方式的适应性，以及在此间能发挥多少创造性。

之所以会聘用中国人做中高层管理人员，是因为中方雇员无论是语言能力、市场操作能力还是策划能力都令外方相信他们可以充分保障自己的利益。

此外，中方雇员对本地市场更为熟悉，他们更懂得如何打通中西文化，为外企在现阶段的中国创造一个生存发展的空间。

毫无疑问，这些外国企业大举雇佣的中国本地人，大都是

“西化”程度比较高的中产人士。事实上，他们在语言方式、工作方式、思维方式，甚至生活习惯、文化观念、价值观等等方面大多与西方人接近了。

这意味着他们一方面像婴儿哺乳似的大力吸收着西方的文化，而同时，另一方面，在工作和生活中，其自身的传统文化在一步步地丧失……近20多年来，中国人的道德伦理、人生价值、婚姻家庭观……都发生着巨变。

西方文化中的同居、一夜情的盛行，传统的

“守节甚于守命”的贞洁观念烟消云散；2000年，一项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知识女性的调查中，有20%的人赞成

“即使结婚也不要孩子”，起源于西方的

“丁克家庭”在中国不断增加，传统的中国人

“多子多福”、

“养儿防老”生育思想在中产阶级中已经崩溃；据《中国百姓蓝皮书》，对于金钱的作用，分别有和的人认为

“非常重要”和

“比较重要”，这样的数字说明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义利观在中产群落中也渐渐失去市场；还有婚前财产公证，夫妻之间经济各自独立，同居后即使分手互相仍然的好朋友……等等，在中产群体中已不再是阵阵新鲜的风而大行其道，这一切的一切，无一不说明传统文化观念在中产者中正被一种新的思想或文化所同化，所替代……在世纪之交，上海复旦大学几位教授曾做了一个《2000年调查》，其中，对于

“我为什么要工作”这一问卷，北京、上海、广州居民中，有357%的城市居民回答主要是为了

“增加个人收入或提高待遇”而努力工作，24%的人回答主要是

“受责任心的驱使”努力工作。而仅有181%的人选择

“充分发挥个人能力”，77%的人选择

“适合自己的专业兴趣”。另外，只有56%的人回答努力工作是为了

“给国家多做贡献”，33%的人回答是为了

“给更多的人服务”。48%的人选择

“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是他们努力工作的主要因素。看到这些数字，调查者最后十分忧虑地说：“可见，大部分中国人还是被动地或按职责完成自己的生产活动，较少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一方面反映了个人本位的价值观的树立，形成了发展个性，尊重个人的社会风尚。但另一方面也不禁令人担忧民族的凝聚力和社会团结以及超越狭隘功利观的精神追求。同时，又说明中国人开拓、创业的精神也正在逐渐丧失。也许各方面的条件尚不够成熟构成了种种限制，但是社会的活力、民族的振奋还是呼唤具有理想与抱负的国民。”有位西方哲人说过：一个没有了自己的文化的民族，是一个可怕的民族。

传统文化在中产群落的渐渐丧失，对于我国正在发展中的中产阶层来说是祸，是福？

不管怎样，毫无疑问，中国中产阶层正面临着精神家园的双重文化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