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23)

第一个感想，便是中国老百姓太好。譬如上文所叙，为了抗战他们所受苦难，都没有怨恨国家、怨恨中央之意。

游击队（所谓省保安队等亦在内）随地筹给养，以至像我们过路的军政人员沿途需要招待，并不以为是格外需索，或不愿意负担。

他们简直承认，完全承认这是应当的。他们心里不服的，只在无礼的骚扰，其他毫无问题。

国家遭难，大家都得牺牲是图挽救。这一点，他们全明白。老百姓是再好没有的好百姓，只是政府官员军队游击队此一党彼一派太对不起老百姓！

这是随时随地引起感想最深之一点。第二个感想，民国三十年来正经事一件没有做，今后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

这一感想之引起，是我们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谓穷乡僻壤，将民生之穷苦，风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

例如山西内地妇女缠足，缠到几乎不见有足，至须以爬行代步。还有黄河右岸穷谷中，妇女束发青衣白裙的装饰，与京戏上所见正同，大约仍是明代的旧样子。

说到穷苦，更不胜说。普遍都是营养不足，饥饿状态。其不洁不卫生，则又随穷苦及无知识而来。

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社会，纵无暴政侵略，亦无法自存于现代。故如何急求社会进步，为中国第一大事。

然此第一大事者，到民国已是三十年的今天，竟然没有做。一年复一年，其穷如故，甚陋如故。

照这样下去，再过三十年岂不仍是依旧。我们平素主张乡村建设，就是有计划地用社会教育普遍推进建设工作，求得社会平均发展（反对欧美都市畸形发展）。

从观察了内地社会真情以后，这一要求更强。再明白点说，从这感想中，我们更要反对内战和一切妨碍国家建设社会进步的事。

同时，我们亦反对无方针无计划的建设，蹈资本主义的覆辙，人力财力奔向工商业去，而使广大乡村落后。

从这感想中，更加强我们平素主张的自信。第三个感想，今日问题不是敌人力量强，而是我们自己不行，敌人之势已衰，前已叙过。

且以山东而论，合计分布各处的敌军，全省亦不过两万余人。以山东地方之大，两万人安得为强？

何况其已呈衰势呢？然此已呈衰的两万人，却居然能霸占山东，而且据点扩充到很多。

全省情势，我不愿明说。只以去年12月我所得确报，一个膝县境内就有十九个据点。

滕县从前在我们行政上，亦不过分十个区，设十个区公所。他现在竟加一倍。

每一据点，总有几个敌兵，有时，少到两三个。如此零散，应当不难解决，而乃受制于他。

这完全证明不是他力强，而是我们太不行了。这个不行，不是军事的，是政治的。

说起来，只有惭愤。过去的不说了。今后既要准备反攻，必须调整政治，以立其本，更加强各战地政治工作，启发民众抗敌力量。

如其不然，恐无翻身之日！第四个感想，中国目前的问题全在政治，而政治的出路却并不现成。

因为这政治问题后面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不是平常的封建民主之争。譬如上面说，对于敌人势衰力弱见出于中国人太不行，此不行是政治问题，有老文化为其背景。

又如前叙游击区老百姓苦痛深刻，此深刻苦痛出于敌人所加于我者，不如中国人自己造成者多。

这亦是政治问题，亦有老文化为其背景。十、统一建国同志会华北华东之行，如前所叙于九一八前一天返抵洛阳，即可算结束。

在洛阳晤卫司令长官（立煌）谈两度之后，即到西安。在西安晤蒋主席（鼎文）谈话，并托八路军办事处发电其前方将领，致谢沿途照料。

10月3日由西安飞成都。我到成都这一天，赶巧是蒋公以自兼四川主席，飞成都准备就职的一天。

我因亦留成都，就便晋谒。双十节后的一天，承约便饭，就将战地经历大致报告。

又特将山东敌情，省政府情形，八路军情形分别报告。蒋公于如何处置山东事，颇有指示。

此时谈话已甚长，党派问题尚未及提出，请示时日再度奉谒。蒋公约于回渝再谈。

我回四川的意思，原以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推想大后方必然迫切要求解决，是我努力贡献意见的机会。

所以准备分向三方面洽谈：一是国民党方面，二是共产党方面，三是第三者方面。

所谓第三者方面，意指两大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以至无党无派的人物。我自己亦属于第三者，平素所往还最熟的亦在此，因而最先洽谈者亦在此。

此时在成都的有黄炎培、晏阳初、李璜诸先生，于是连续聚会有所谈商。

我大致报告我所见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情形（其中包括山东问题及河北问题，未经叙出于本文者），认为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非想解决办法不可。

第三者于此，无所逃责。而零零散散，谁亦尽不上力量，故第三者联合起来，共同努力，为当前第一事。

黄、晏、李诸先生都十分赞成，相约到重庆再多觅朋友商量进行。10月23日我飞返重庆。

此时蒋公恰赴桂林，又转湖南前方，不获见面。而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如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等各位先生，正于参政会开罢，尚未离渝。

26日晚间访晤于曾家岩五十号，上述诸位全在座同谈。我谈话，先从战地见闻谈起。

所有八路军如何行动不对，以及我的学生如何被他们杀害，皆爽直说出。

秦（邦宪）先生一面听我谈，一面笔之于纸，但他们诸位对于这些事不甚表示意见。

其意似谓你既历历有见有闻，而我们见闻不及，又无其他报告，无从判断其是非，既不能否认，亦不便遽皆承认。

我接着就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进而提出我所主张的解决办法（大要见前第八节：解决党派问题的我见），特别置重于军队必须脱离党派，统一于国家。

所有这许多话，秦先生亦全记下来。然后由陈、秦二位先开口作答，以次及于林、吴、董诸老。

他们答复我的话，大致是说：你的理论和我们的理论是有出入的，但你的结论都和我们的结论颇相合。

至于军队统一国家，在道理上自是如此，周恩来同志在廿五年

“双十二”时节，且曾对外说出过这个话。不过事实上，必要国民党同样办理，我们方可照办。

——这一方面的表示，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