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谈话(2)

彼此协力合作来对外或较易，协力合作来解决中国内部问题，岂易言哉！

如我筹思，要综合各党派成立一个组织体，以负起救国建国任务，是必切实注意循行如下各原则：（一）各党派在订定国是国策时交换意见，应只就每一具体的现实问题说话，避免涉及各自夙怀根本思想信念。

即是：各方原不免各自有其哲学思想或主义信念为其当前意见主张之所本，却应避免谈及。

（二）彼此交换意见应尽可能地求同存异。

即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彼此间的分异原易突出，却应各自保留之，而只就如何解决，或如何应付此当前问题的方法政策上，求得其归一为止。

（三）各党派在建国的远大目标上殆莫不倾向社会主义，纵然所谓社会主义者，彼此非定一致认同，仍不妨订定下来。

盖既为远景，固非现时所必争。

（四）在头一次国是国策订定之后，随时就当前问题不断地赓续进行商谈修订，只要各方同意，不须拘执旧章。

以上所叙非我当场发言原词，却是我筹思很久的要义。

继此而申说的便是党派综合体不负行政之责，而居于监督政府执行政策的地位。

我于此窃取了孙中山先生政权、治权分开之说。

政权在民，党派综合体是代表人民，站在全国人民立场执掌政权者，而以治权付之行政部门。

行政部门即通俗所称政府则忠实于政策之贯彻实施（在实施中如有意见可随时反映给党派综合体）。

如此两下分开是万分必要的，是党派综合体自身恒时保持在一致的立场上所必要的一大前提。

否则将导致党派间的闹意见而动摇根本。

当时座间毛、朱二公颇用心听我发言，毛无表示，朱公当听到我末后的话时，忽曰：“此或三十年后的事吧”

此外无人置一词。

次日**约集其同志数人与我会谈，其时因有蒋方不尊重协议之宪草而多所改动之讯，**说：“他（指蒋）改由他改，改八、九、十次亦由他，但我要那第十一个”

关于改动宪草事，盖出于孙科等备受其党内诟责，孙同邵力子二人向周恩来代表再三恳求修改。

周公商之张君劢在三大问题上分别作如下之让步：（一）国民代表大会从无形（指全国公民投票）复归有形；（二）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得对行政院为不信任投票，改为对总统负责，并删去立法院的不信任投票；（三）各省得制订省宪改为制定省自治法规。

如此重大问题在各方取得协议后岂得再改动？然而在野方面却居然向国民党退让了。

中央通讯社高兴地大肆宣扬。

延安方面吃惊不小，急电促周公回来作报告。

其报告和讨论的会，我一个党外人未便参加，即于次晨飞回重庆了。

如上所记我在延安的谈话，因为事隔多年，今日不可能记忆清楚。

但其内容意思要点大致总不外如下这些：（一）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

思想上只从模仿外国出发，而脱离自家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基础是不行的。

（二）既要建设一新中国，必须依从一定方针宗旨贯彻下去，其势不可能走多党互竞，轮流上台当政，如欧美各国之路。

（三）一党专政之路（如法西斯、纳粹、布尔什维克）虽然似乎可以贯彻一定方针而前进，但在这散漫成性的小生产者的社会基础上难以建筑得起来。

（四）凡事总要照顾到前途理想要求之一面，又要切合着现实社会条件有其可能之一面。

因此所以多党互竞或一党专政均不是我们的前途。

这就归落到我所设计的党派综合体那一主张。

我曾有《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极能代表我当年的见解思想，亦即我到延安与**方面谈话的大意，读者不妨取而参看。

这次再访延安，除了谈话，还下乡参观南泥湾等地，同时为了候周公自重庆返回延安，以便了解政协政治协议的改动情况，在那里前后逗留了十天之久。

第一次去延安，未曾见到**同志，好像当时他在前方。

第二次见到了。

还记得他和彭德怀二位的住处与我的临时住处相邻，我还去回访过他们。

陈绍禹（王明）也曾来过我的住处，面容消瘦，意兴不佳，自云别后一场大病初愈。

陈作为**在参政会的代表之一，重庆会内会外我们常可碰见。

在这次访问中，朱德同志还向我提起当年他德国留学后途经莫斯科回北京，曾想访问我而未成的事；想访我是由于他在德国留学时的朋友孙炳文烈士的建议，而孙是1912年我在《民国报》工作时该报总编辑。

孙炳文兄的夫人任维坤（人称“妈妈同志”

，孙泱和孙维世之母；孙泱与孙维世兄妹均死于“文化大革命”

中），这次访问中也见到了。

任维坤也是当年在《民国报》的同事，她是报社中三个女编辑人员之一。

二、1950年后在北京中南海颐年堂的几次谈话1950年3月12日的谈话纪要我是1950年1月半从四川到京的，其时**周总理方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未归。

3月10日我在统战部安排下随同党内领导诸公到前门东车站迎接他们两位返京。

次日晚间举行欢宴，我亦被邀参加。

席间主席语我：明天晚上我们谈谈。

12日晚7时后在颐年堂见面，有林伯渠先生（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在座。

谈话至深夜12点后用饭，饭后又略谈片时，兹追记留于我记忆中者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