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蔡元培先生(2)

我到北大任讲席始于民国！

我总不敢冒昧承当。

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

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

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只有应承下来。

虽则答应了，无奈我当时分不开身。

当时我正为司法总长张西先生（耀曾）担任司法部秘书。

同时任秘书者有沈衡山先生（钧儒）。

沈先生多为张公照料外面周旋应付之事，我则为掌理机要函电。

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为主，张公实代表西南滇川两粤而入阁。

正在南北初统一，政治上往来机密函电极多，我常常忙到入夜。

我既于此门功课夙无准备，况且要编出讲义，如何办得来？末后只得转推许季上先生（丹）为我代课。

及至次一年，经过张勋复辟之役，政府改组，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职南游入湘。

10月间在衡山的北军王汝贤等部溃走长沙，大掠而北。

我亦不得安居，随着溃兵难民退达武汉，就回北京了。

因感于内战为祸之烈，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

，共同制止内战，养成民主势力。

自己印刷数千册，到处分送与人。

恰这时许先生大病，自暑假开学便缺课，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才到北大。

我在北大前后共七年，即自民国！

由于蔡先生爱好哲学，又请来有哲学兴趣的教员，亦就开发了学生们的哲学兴趣。

在我眼见的七年中，哲学系始终是最重要的一个学系。

当其盛时，比任何一学系的学生都多。

除了注册选修哲学课程者外，其他学生自由来听讲的亦很多。

校外的人（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还有些不是学生的人）经常来听讲者亦颇有之。

注册部所安排的教室每不合用。

就为按照注册人数，这间教室本可以容纳下，而临时实到听讲的人数却加多，甚至加多达一倍，非掉换大教室不可。

我自己的经验，当民国十二年（1923年）及十三年（1924年）上半年，我讲儒家思想时，必须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

通常听讲人数总在二百左右，到课程结束，举行考试时的试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正式注册的学生了。

闻人言近年（指抗战前和抗战中）南北各大学哲学系学生少得可怜，几乎没有人愿入哲学系。

此固一时一地风气不同，然可见蔡先生当年倡导总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