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蒙福尔古堡(2)

至于民主，他们只在自己那里实行，不在阿拉伯人这里实行。而对犹太人，英国先是支持他们，因为贝尔福曾发表‘犹太家园’宣言。这使英国人陷入尴尬境地。他们后来又支持以色列，以便不惹美国生气。在美国，犹太压力集团强大得很。”对这国际方面的因素，她继续深入分析道：“千万不要把保卫自己或进行谈判托付给别人。巴勒斯坦人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当我们懂得这一道理时，我们的事业就前进。巴解组织的政策将是什么样？亚西尔·阿拉法特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很想见见他。我们在国内，也要显示我们的存在。要赶紧请记者前来了解我们的现状，以向全世界报道。不要怕以色列人，而要同他们对话。”加利利，也是以籍巴勒斯坦人聚集最多的地方。我们对他们寄予厚望。我们知道，尽管他们持有以色列护照并在议会里有代表，却仍然被当做二等公民。有时，他们对以色列现实模棱两可的说法，我们理解不了。他们的矛盾，似乎比我们更大。母亲儿时的回忆，一幕幕又一幕幕地浮现。她希望我们在几乎所有的村庄都停留一下。她还给我们讲述卢比亚森林。后来在另一次去太巴列湖，我们有幸穿越这片森林。卢比亚原是阿拉伯村庄。它和其他许多村庄一样，1948年已被村民抛弃。村中不再有人，村庄已夷为平地。“克克勒”机构筹集了国际捐赠，在废墟上植树数千株。如今，这已是一座优美的森林。在加利利这一地区，曾展开过激烈的交战。以色列本想打通可以连接海法和耶路撒冷的公路。这一任务下达戈拉尼旅。对面是那支卡乌基指挥的勇敢但无纪律的亚莫克军队。在这次旅行期间，如其他人所做的那样，我们深深地感到，母亲时时在教育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来自何处。在海法至圣让达克的高速公路上，她继续讲述她的故事。在拿撒勒女修道院寄读学校，在克里斯特玛丝前去看望她之后数月，她父亲也来过学校一趟。蕾蒙达简直喜出望外，但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难道父亲是遭以色列军队追捕而潜入黎巴嫩的那些人中的一个？这不就使女子寄读学校那些家长在黎巴嫩的学生们害怕了吗？不，她父亲真是走运。在黎巴嫩几个月后，他决定回到圣让达克。不可能合法穿越国境。惟一办法是，要试着徒步经羊肠小道穿过。他企图那样做，当走到一个山谷深处时，却遭遇以色列巡逻队，被开枪打伤大腿后抓获。人家把他带到邻近的一个林子接受当地军官审问。呀，在场的人惊呆了！以色列军官不但没有审问他，反而把他抱住，双方紧紧拥抱起来。原来，这个军官是圣让达克他儿时的朋友，叫贝沙尔·基特里特（此人后来当了政府警察部长）。一经解释，那军官相信了他的诚意，便送他到海法的意大利医院疗伤。后来，外公获得在圣让达克的居住许可。不过，因为在以色列境外待过数月，他失去了全部家产：田地、蒙福尔特古堡等都作为无主财产充公了。虽然离了婚，外公重新亲近克里斯特玛丝。这使我的母亲感到幸福。1952年，蕾蒙达离开拿撒勒寄读女修道院，进入海法一所教会学校。除她是阿拉伯人外，学生全部为犹太人。完全不像在拿撒勒，她的小同学大多为天主教或穆斯林家庭。海法比拿撒勒更自由更开放，修女们甚至允许学生穿游泳衣下海沐浴。在我母亲看来，这是真正的革命：有脱离东方传统的精神，更多地朝向西方。蕾蒙达学习希伯来语，女友们给她讲欧洲，讲纳粹和集中营等。她甚至阅读《安娜·弗朗克日记》，读后非常震动。她与同龄的小姑娘德罗拉结下友谊。有一天，德罗拉请她到家里吃点心。德罗拉的家在海法市内一个居民区，蕾蒙达很熟悉那里，因为她的姨妈战前曾经住过。看见姨妈家的房子竟然成为德罗拉家的了，她怎能不惊讶与不安……欣慰的是，她进入屋内，竟发现什么也没有变化。她的姨妈出走黎巴嫩已经五年了。家具原封不动，连墙上镜框也同样。姨妈送给她的那个洋娃娃，依然躺在扶手椅上。触景生情，她止不住泪如雨下。她的姨妈再也不敢返回巴勒斯坦，她的小朋友却取而代之。听到哭泣声，德罗拉的母亲跑上前来，明白了她为何伤心，便安慰她，给她讲了自己的故事。德罗拉的母亲生于波兰，先被纳粹关进华沙犹太人集中营，后和小德罗拉一起被流放奥斯维辛集中营。母女俩终能奇迹般逃脱。德罗拉和她妈妈让蕾蒙达看刺在她们手臂上的那去不掉的编号。这耻辱的印记，使她们默默无闻地生活。她们解释说：现在的住处是政府分配给她们的。终有一天，阿拉伯人若能回到海法，蕾蒙达的姨妈可把房子收回。蕾蒙达向我们回忆道，她对这母女俩并不怨恨，而是表示她自己面对不幸时所应当有的团结互助。1954年，蕾蒙达再次转学。这回，是上耶路撒冷圣约瑟夫中学。她的母亲克里斯特玛丝常来看她。母女俩登上恰好位于分界线边的法兰西圣母院屋顶。她们俯视耶路撒冷老城。仅数百米之遥，却把母女俩同1948年后回不来的乔治和尤素福分开。偶尔通过地下渠道传来一张照片、一封便函，才得知他们的消息。他们在约旦境内一所传教士学校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