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妻性鸿沟(7)

女人想成为妻子有一个最为主要的理由。但这里有一些更为基本的理由。就像“丈夫”这个词一样，“妻子”是没有同义词的。这就意味着她代表着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在西方文化中——至少是现在，一个男人只允许有一个妻子。即使是像西蒙·德·波伏娃这样对妻子角色百般诋毁的女人也无法真正不被这个词的意义所束缚。在写给她的爱人，作家纳尔逊·阿尔杰恩（NelsonAlgren）的许多信中，她把他称为丈夫而把自己称作他的妻子——我最亲爱的丈夫这一封信中她这样写到：“你必须经常写信给我，我最深爱的朋友和爱人，我亲爱的丈夫，让我们永远都不要感受离别之苦……我们从未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写这些信的时候，西蒙·德·波伏娃正在处于《第二性》的写作过程中。很明显，这个女作家在寻找情感的浪漫，而这浪漫中最动心的时刻只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才能提供。一点都不令人惊讶，波伏娃有时候会表现出与她被人们所知的一面大相径庭的另外一副模样，或许这是她的缺点？在她写给阿尔杰恩的另外一封信中，她这样讲到：“我为自己对你心怀崇拜而倍感羞耻，我好像找不到什么可以去表示反对。如果男人们真得像传说的那样对崇拜他们的女人充满了蔑视，那我想我正在犯下这愚蠢的错误。你是怎么变成一只大鳄鱼的啊？我又是怎么变得像一只胆怯的青蛙？”（阿尔杰恩并不是让波伏娃陷入到这种“妻子”式迷失中的惟一一个人。传记作家后来发现表面上波伏娃和哲学家萨特终身保持着一种平等关系，但事实上她经常处于被对方征服的地位。当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波伏娃会稍稍屈身，好让身材矮小的萨特看上去稍微高一点。她给萨特买装饰精美的皮革封面的笔记本，但她自己在写作时用的是廉价的学生作业本。1980年，萨特在弥留之际，终于承认了她所做的牺牲，他对波伏娃说：“你是一个好妻子。”）妻子这个词所具有的奇异涵义——正如“丈夫”这个词所具有的那样，包含了一些美好的幻想，人们对这两个词念念于心，以为获得了这样的身份，爱情便能长久，两人便能长久相守，再不分离。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我们目击了更多的订婚和结婚场面。这一点也可以用来解释雷蒙德·卡沃（RaymondCarver）为什么要和诗人苔丝·加拉赫（TessGallagher）结婚，他已经深爱她许多年了，但一直到1988年他才和她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结婚仪式。这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有一首诗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创作的，名字叫《珍爱》（Cherish）。这首诗描述了在结婚后他注视着她，无法确定她在他生命中所占的位置：“如此说来，依靠/款款而来的妻子，如果我能够，当我呼吸，每一片匆忙坠落的花瓣/依然能够寻找到她的踪迹。”甚至是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这个独身生活的鼓吹者也结婚了。在2000年9月6日，她嫁给了大卫·巴勒（DavidBale），一个她认识了仅仅才十个月的男人。她和他是在一个女法官举行的酒会上认识的。一点都没有悬念，这个66岁的女性主义者的婚礼没有像一般的婚礼那样铺张——没有白婚纱，没有被放飞的白鸽，没有礼物。这位新娘穿的是蓝色牛仔服。媒体没有把斯泰纳姆的婚礼当作一个历史的里程碑而是将其当成了一个很有趣的新闻点，一个千禧年玩笑。“这就像是回教教法教长和伊斯兰断绝关系”，英国的《每日电信报》（Telegraph）这样评论这件事。《绅士》（Esquire）杂志在提到斯泰纳姆的婚姻时用了一个标题“2000年的可疑成就”，宣称“这件事证明鱼需要一辆自行车”。在婚礼之后接受访问的时候，斯泰纳姆讲到了婚姻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通过一种方式来表明把彼此交托给对方，”她对《时代》杂志讲到，“如果我们还年轻，也许我们会生一个孩子或者做点别的什么事来表明我们已经彼此托付。”她提出一个观点：“26岁结婚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干的事，66岁结婚则是一个反叛者干的事。”因为这时候成为一个妻子不再意味着屈从，“如果我在人们建议我结婚的时候结婚，我会丧失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许多权利”，她对《密尔沃基日报》（TheMilwaukeeJournal）的戴维·迪恩（DaveTianen）说：“现在一份平等的婚姻已经成为可能。”但是在我们对这一角色表示赞同，认为一个优秀的家庭妇女“政治上正确”之前，先看一下在这场典礼上“妻子”这个词被赋予了什么样的位置吧——毕竟斯泰纳姆是一对夫妇中年纪较大、更有影响也更有名的那一个。斯泰纳姆和巴勒把他们自己称作“伙伴”，这个温和中性的说法表明他们力图成为一个内部平等的共同体，在这种模式中，没有对财产所有权的规定，没有家庭中的奴役，也没有征服与屈从。事实上，巴勒很高兴成为一个不是那么有主导权的伙伴。婚礼之后不久，这对夫妇在《20/20》节目中接受芭芭拉·沃尔特兹（BarbaraWalters）的访问时，巴勒开玩笑说他很少自我介绍是“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先生”。（很不幸，这对伴侣共同走过的人生旅程很是短暂，2003年1月巴勒因为脑瘤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