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妻性鸿沟(6)

在20世纪70年代，当身为一个女性主义者的新闻记者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宣称她将永不结婚的时候，她成了一个女性榜样。“我通过做一个快乐的不婚者来实现我的人生目标，”她有一次这样说到，“如果每一个人都结婚，这就不再是一个选择了。”斯泰纳姆说到婚姻时几乎没用过什么好词，看看她用的那些说法吧：“一种法西斯主义的专政”、“一个奴隶制的庄园”、“一个监狱”，以及一种让女人变成“半个人”的境遇。她让这句话声名远扬——一个女人需要一个男人就像一条鱼需要一辆自行车。这句容易记住的说法成了一代人朗朗上口的标语。斯泰纳姆那时认为成为一个妻子对她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她1956年毕业于史密斯大学，曾经有过一个婚约但她很快就解除了。“不想结婚并不需要太多的勇气”，有一次她这样讲到，“一旦你迈入婚姻，你就没有别的选择了，那将是你全部的人生。你用他的姓氏，他的信用记录，他的社会地位。当周围有那么多女人们选择婚姻的时候，我并不清楚自己何以如此坚持不走这样一条路。也许是因为我直到12岁才开始上学，错过了最好的接受训练的机会吧！”尽管从来没有被明确地表述过，结婚看起来很像是对姐妹情谊的一种背叛。在出版于1970年并引起巨大反响的《女太监》（TheFemaleEunuch）一书中，杰麦瑞·格瑞（GermaineGreer）回应了波伏娃，声称“如果女人们想真正改变自身的境况，那么她们必须拒绝婚姻”。与此同时，在20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妻子的定义也在发生着激烈的变化，以至于那些顽固的传统主义者对婚姻究竟意味着什么疑惑不解。女人们不再需要她们丈夫的许可就能开设银行户头或者是开始做一档生意。“领袖和统治者”的法律，赋予丈夫能够控制任何家庭收入的权力也被废止了。一个男人不再被允许从身体上统治他的妻子。丈夫如果强奸妻子会被起诉。女人们在婚后有权力保留自己的姓氏，还可以单独居住。留在家里照顾家庭事务的女人们在婚姻解体的时候分到的家庭财产占有更为公正的比例。在这些年里，根据统计数字，妻子们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根据女权主义者们的论述，这种现象之所以形成是停滞的工资、渐渐以信息和服务作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和对生育的有效控制一起作用的结果。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很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对这种社会变更既提供阐释又以此来鼓舞女性。40年之后，在重新对女性的社会角色进行定位的时候，这种社会变更是获得良好的声誉还是受到责备完全有赖于究竟是什么人在实践这些言论。此即有关妻子的种种传说变得复杂的原因所在，亦是现代妻子的22条军规萌生之由来。因为绝大多数女性还是会成为妻子，或者说至少在她们一生中的某个阶段她们会担任这一角色。但是这些女人几乎全部都在家庭之外工作，这一现象导致在将妻子分类时出现了困难。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在越来越多的妻子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女性自身经常抱怨说她们需要家庭的支持。这一女性战斗号召由朱迪·赛菲丝（JudySyfers）的那句具有讽刺意味的名言“我为什么需要一个妻子”首次得到了体现。这篇文章1972年发表于发行量很大的《女士》（Ms）杂志上。这期杂志的封面形象很精确地传达出了现代妻子的沉重负担：一个怀孕的女人长着八条胳膊，摹仿着印度教里八手女神杜卡。她的八只手中分别拿着现代妻子的不同装备：一个煎锅，一个时钟，一个掸子，一台打字机，一个方向盘，一个熨斗，一个电话，还有一面镜子。赛菲丝的想法很是有点意思：现代的妻子自己也需要一个妻子。只有一个细节令人烦心：这种新式的能干的妻子到哪里去找呢？在20世纪后半叶结婚的许多女人对承担家务，养育孩子或者是其他的家庭事务受之泰然。有一些正在（或者已经在）行使她们的特权。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之所以选择婚姻是因为这是她个人的需要或者是经济上的需要。这是20世纪对婚姻以及妻子的重新定义这一意义深远的事实所决定的。婚姻不再是一种公共的、宗教的契约，而是在两个人为了在对方那里寻找快乐和自我表达而结成一个情感上的联盟的时候获得的一种道德上的评价。这不再被看作是“高尚的职责”——19世纪末的美国高级法院曾经这样描述婚姻。1965年，法官在描述这种情况时很是含糊地说是“两个个体的联合体”。这就意味着夫妻之间那种互惠的法律契约被一种更为严厉的暴政所代替了——那就是期待婚姻是为了快乐和自我满足而缔结。爱，而不是法律，变成了新的严厉的婚姻的主人。人们结为夫妻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安全，有一个家，同时还是为了寻找浪漫，为了冒险，为了短暂的快乐。2000年时曾经有一个社会调查探询了人们对婚姻的看法，受访者的答案说明现实的理由对婚姻没有那么重要。“什么东西能够缔造一份好婚姻？”男性和女性都把“尊重对方”放在了第一位，“爱”是第二位的答案。紧接着是“性方面的忠诚”、“交流彼此的感觉”以及“保持浪漫”。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经济方面的保障”都被放得比较靠后，仅仅有59%的人宣称这对于一个稳定、和谐的婚姻是有重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