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妻性鸿沟(2)

如果仔细考虑妻子这一角色所具有的种种局限性，我们就不会对离婚成了女性解放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而感到吃惊了。根据统计，一旦女人离婚后比男人再婚的比率要小得多。女人们被告知，只有离开婚姻，她们才能真正地“发现自我”，好多书籍和电影都在宣扬这样的观念。这种说法并不新鲜。100多年以前娜拉·海尔莫（NoraHelmer）就这样宣称。她是1879年曾经引起轰动的一出戏剧《玩偶之家》（ADoll’sHouse）中的一个逃离令人窒息的家庭的一个妻子。她对她丈夫说：“我必须努力来教育我自己，在这方面你并不能助我一臂之力，我必须依靠我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娜拉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克瑞斯蒂娜·诺思（ChristineNorthrup）博士在2001年参加奥普拉的一次节目时曾重申了这种表达。这位医学博士在一本名叫《更年期智慧》（TheWisdomofMenopause）的书中告诉她的女性读者“更年期是一个成长期”。她说在她自己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并没有从婚姻中得到满足。于是她离了婚并给了自己一次灿烂重生的机会。她说在那之后，她“睡得更好，梦想更多，更快乐也更有创造性”。几个星期之后，在《纽约客》（TheNewYorker）杂志上登载了一幅模仿这本书的卡通画。两个女士坐在一起吃午饭。说明文字是：在我意识到我真正需要的是换掉史蒂夫之前的那两年，我一直处于荷尔蒙更新时期。这个笑话显然是想从女人那里博得一点会心的微笑。贬低丈夫取代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带上我的妻子”这样的幽默。女性观众为那些报复她们的野蛮伴侣的女人而喝彩。那些杀死私生子的女人们被女性观众视为英雄。讲述这类女人的书籍、电影总是被期望能招揽来大量的女性读者。与这种对妻子角色充满恶意与反感的情形相反，在20世纪90年代一种妻子批判理论开始被人们所接受。当传统的以家庭为生活范围的妻子开始成为浪漫故事复兴的一个主题人物时，妻性动力（wifelust）产生了。当女性的收入占到男性的57%的时候，年轻女人们在寻找丈夫时如此笨手笨脚以至于简·奥斯汀（JaneAusten）（她非常不安地经历了自己的觉醒）这位终生未婚的19世纪上半叶的婚姻编年史记录者发现这种情形有点失礼。如何保持优雅的姿态，以及约会建议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盛行一时。像曾经在销售上取得了很大成功的《规则》（TheRules）一书就建议女人们努力去取悦男人。年轻女性被教导要保持童贞就好像这是一件谈判筹码，她们还被教育说要在“最好的时光”过去之前早早地嫁出去。在那些神话故事中，女性最原初的**是被拯救。灰姑娘成了一个典型的女性人物形象。1996年，当卡罗琳·贝斯特·肯尼迪（CarolynBestetteKennedy）与约翰·F·肯尼迪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单身汉”结为夫妇的时候，《纽约》（NewYork）杂志授予她“速成王妃”的称号。曾经为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Kennedy）设计服装的奥尔加·卡斯妮（OlegCassini）说：“她一嫁给肯尼迪，立即就成为最显赫的灰姑娘。”就像黛安娜的婚礼装束曾经被大众所模仿那样，贝斯特的那件丝质、斜裁的线条简单的婚礼礼服也为成千上万的新娘们提供了一个范本。像贝斯特这样有名的新娘被当成女性成功的典范。在“现实”成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的20世纪90年代，她们是“获胜者”。我们无法不注意她们。当文化中出现一种婚礼癫狂症的时候，新娘首当其冲，成为最受瞩目的角色。黛安娜的香消玉殒成为对这种神话的最具讽刺意义的反证。当接近一半的婚姻最终以离婚告终的时候，中产阶级不再把他们的赌注押在这些仪式上。在20世纪90年代婚礼被开掘出的魔力显示出另外一种对女性认同有关的文化变迁。在80年代流行的“为了成功打扮”的观念到了90年代被女人应该“为了成功结婚”的指导意见所代替。约翰·莫雷是（John·T·Molloy）80年代的畅销书《穿出成功》（DressforSuccess）的作者，在2003年出版了自己的新书《为什么偏偏要娶她？》（WhyMenMarrySomeWomenandNotOthers），告诫女人们应该穿“有力量”的服装而不是一味追求装饰性和色彩柔和。指引手册中宣称“富有魅力的研究能让你找到梦中郎君”，并且建议“要穿得像一个妻子，而不是一夜情女郎”。莫雷的调整恰逢其时。在新闻中，做一个全职太太是女性在职业受挫时一种很有效的矫正方法。对这种说法的最为典型的传达体现在2001年的一期《Elle》（加拿大）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建议年轻女性应该在那些“富有魅力的行业”中找一份薪水不是特别高的工作，比如公共关系或者是拍卖行什么的，因为“嫁得好才是性价比最优的一桩生意，更何况这些貌似高雅的工作能够制造机会”。一曲赞美家务的塞壬之歌蛊惑那些在各行各业中辛劳工作的妻子们回到家庭。正如一位女性社会评论家所写到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的女人们因为取得了MBA的文凭而自豪万分，而在20世纪90年代，那些受过教育的女人们却以能够留在家里而倍感得意。成就和身份的标志就这样随着时代的转换发生着迁移。”1998年，《纽约时报》（TheNewYorkTimes）宣称居家妻子是“当代社会的一个表征”。2000年，《Cosmopolitan时尚》杂志报道说，一些年轻女人，可以说是一些“具有野心的家庭主妇”，她们很想辞去工作，成为像玛莎·斯图尔特那样的女人的复制品。2002年，《商业周刊》（BusinessWeek）的封面上宣称：“和老板女士再见，做足球母亲”。与之相伴随的是一份针对“在资深雇员中为何高层女性的比率极低”而展开的调查，但是并没有统计资料来支持这样一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