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时装裹住躯体也裹了爱情的谎言(2)

我师傅的店铺是一座临街的两层楼，楼下隔成两间，外面是店，有柜台，摆着各种布匹和衣服样子，里面是厂，有三台缝纫机，楼上是他的家，住着他和他老婆，还有两个儿子。他带了两个徒弟，另一个是男孩子，是温州郊区人，每天骑辆破自行车上下班，而我就睡在楼梯下面。日子本来过得很正常，我对裁剪、缝制衣服的一些基本知识也掌握了，师傅夸我很聪明，在我亲手为顾客做出第一件衣服后，还在晚饭时添了两个菜，为我庆贺。可一切都在我得感冒那次改变了。那时整个温州都闹流感，我也被传染上了，师傅的老婆怕把她的两个宝贝儿子传染上，就带着他们回老家去了。我浑身酸痛，四肢无力，干不了活，只能躺在床上，昏昏欲睡，可又睡不着。师傅为我熬了姜汤，煮了鸡蛋面，还给我买了退烧药，坐到我床头，一勺一勺喂给我吃。说实话，从小到大，我还从没有被人这样无微不至地照料过，再加上本来我对师傅印象就很好，他还没喂完，我就扑到他怀中哭起来，你知道，人在生病的时候是最软弱和最渴望有亲人的。他当时要是推开我，也就没事了，可他放下碗，捧住我的脸，温柔地说：“别哭，有我在呢。”还用嘴把我脸上的泪珠都给吃下去。此时此刻，我觉得他就是我天底下最亲的亲人了，一个乡下女孩子对男人的所有戒备全都消失了。我一把抱住了他，他的嘴也不再吃我的泪珠，而是亲住了我的嘴，又亲我的耳朵和脖子，紧接着，又亲到我的胸脯。不知是发烧烧的，还是他的抚摸搞的，反正我迷迷糊糊，好像腾云驾雾似的，整个人就交给他摆弄了。我一点都没有疼痛的感觉，好像是在妈妈的怀抱中做梦，好像是在我们村边的小河旁幻想着未来，等到清醒时，我已经是他的人了。(笔者不得不感慨：“我已经是他的人了”，这是中国传统女性有时最为自豪，有时又最无可奈何的一句话，也是西方及东方现代派女性最不理解的一个问题。)我和师傅是没有结果的，我把女人最宝贵的东西和最难忘的初恋都奉献给了他，但他并没有勇气为我的一生负责，他告诉我说：“我老婆也是把她的初恋奉献给了我，我已经许诺要和她过一辈子，现在中国又不许娶小老婆，所以……”他没说完，我就扑到他怀里痛哭起来，他又是用嘴吻干我的泪，又是继续吻我身上别的地方，又是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脱光了我的衣服，又让我在短暂的时间内忘记了痛苦，使我在清醒以后更加难受。我只有离开他，我不愿意让我、他和他老婆都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因为女人的敏感使他老婆一回来马上就感觉出我和师傅之间的不正常，她没有和师傅吵闹，也没有对我打骂，而是对师傅照顾得更加体贴入微，对我也格外关心。我受不了这种难堪，心里也有了对她的负疚感，于是我没向任何人打招呼，在一个黎明，师傅全家还在梦乡中时，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告别了温州。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我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故乡，那里实在是太贫穷落后了。在中国，一个农民一旦离开了农村，打死他他都不愿意再回去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城市中那么多打工的农民即使找不到工作也还赖着不走的原因，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哪里是天堂，哪里是地狱。我之所以不能留在我已经熟悉了的温州，一是那句俗话；二是我怕风言风语，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和师傅的事肯定会被传得满城风雨，虽然城里人可能不在乎，可我受不了；三是我怕再见到师傅，那我肯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又会和他再续旧情，这就失去了我离开他的意义。我到了杭州，我们省的省会。杭州我是人生地不熟，初来乍到，连在什么地方落脚都不知道，但我不傻，嘴也不笨，就直奔布匹批发一条街，到那打听有没有老乡。果然，在那里碰到了不少温州人，其中有几个还听说过师傅，知道我是他的徒弟，就帮忙给我介绍了一家也是温州人开的服装厂，让我上那儿去打工。我一去果然就被聘用了，吃住都管，计件工资，每个月干好了能挣一百多块，这可是在农村一年都得不到的收入。表面上我是知足了，其实不然，我娘说我心野，这是真的，我拜师傅学手艺，不仅是要解决生存，更想有朝一日能有间自己的店铺，当老板娘。所以，我打着工，也在寻找着机会。是一个男人帮我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是我打工的这家服装厂厂长的表弟，比我大五岁，人长得挺精神，在厂里搞销售，整天开着辆大发，来来去去的，据说交际甚广，地面上很熟。服装厂里有百十来个女工，不知他为什么就看上了我，其实不少女孩子比我长得漂亮，也会来事，整天向他献殷勤，坐着他开的车兜一次风就高兴得一晚上睡不着觉，可他就喜欢有事没事地找我说话。跟他有点熟了，我就求他给打探一下，能不能租间小门面，开个裁缝铺。他一听就笑了，说没问题。没过两天，他就开着车拉我去六和塔边上看了一间一百多平米的房子。我说这里离市区太远了，而且我也租不起这么大的房子。他告诉我：“这你可错了，这里游客多，他们都要买点纪念品，杭州什么东西有名？丝绸，你用你的手艺把丝绸做成衣服、裙子，绣上杭州的风景图案，游客不就买了吗？至于房租，你先欠着，房东是我的老朋友，不急着用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