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时装裹住躯体也裹了爱情的谎言(1)

在人类，先有劳动还是先有爱情，应该是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的翻版。笔者小时候读过的通俗政治读本这样告诉笔者：人类通过劳动产生爱情，又通过相爱来促进劳动的积极性。长大之后，笔者对少年所受教育感到困惑，不劳动的人就没有爱情了吗？而笔者还因为谈恋爱被批判过，指责笔者谈情说爱影响了劳动。非经院学者戏称：男人的文明是从劳动开始的，女人的文明是从爱情开始的。这应该是一段调侃的话，可也并不是荒谬到不可接受。笔者更戏称：男人用劳动改造世界，女人用时装改造爱情。于是，当一个用爱情改变了自己命运的服装厂女老板制造出美丽的时装包裹住自己的躯体，又无可奈何地包裹住爱情的谎言时，笔者再一次发现了以往爱情哲理的悖论。从她的装束上，笔者已经看不出毛小妹身上温州小镇女性的质朴了，但从她的谈吐中，所谓走出农田的农家女的本分还依旧存在。她不艳丽，可很耐看，这大概是由于江浙女子身材苗条，皮肤白嫩的关系。三十三岁的亿万富姐并没有改变她的基本性格，起码她不像一些还远不是富婆的女人那样虚张声势，咄咄逼人，这大概又和她只上了六年小学有关系。她的杭州彩蝶服装厂离风景秀丽的西子湖还有一段距离，应该算是杭州的郊区了，可这里依然绿树成荫，点缀着栋栋已经富裕起来了的农家小楼，这些小楼绝非海口市区内那些千篇一律、贴着低档瓷砖、一栋紧挨一栋、被自豪地称为别墅的低层建筑，而是风格各异，色彩不同，高低不一，错落有致。远远望去，可见六和塔高高耸立，成群的鸽子在塔尖缭绕。她的厂房并不高大，和笔者曾到过的重型机器厂不能同日而语。但整个厂区有如花园，干净整洁，尤其是车间内，完全能够用一尘不染来形容，最时髦、最性感的女性内衣和千奇百怪的女性时装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走向市场，去领导中国的时装新潮流，也为拉动内需贡献着力量。她是在办公室里和笔者进行交谈的。她的办公室分为两个区域，一半是现代化的，豪华装修，红木家俱显示着典雅高贵，一排青铜模特做出各种造型；另一半则是近乎原始的，红砖墙，三合土地面，一张老式方桌和一张高凳，一台老式脚踩缝纫机和一个用煤炉子加热的熨斗。她用这种方式泾渭分明地诠释了她人生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而笔者只能认为这叫忆苦思甜。我过得很好，起码在别人眼里我过得很好，很风光。我是政协委员、青联常委、妇联常委、区人大代表、省民营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全国时装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妇女问题研究会副秘书长，还有什么儿童的、少年的、文艺的、街道的、法律的等一些群众团体的头衔，要是都印在名片上，起码五面才印得下。这都是荣誉，说明社会看重我，我也不能辜负这些看重我的领导，为社会多做贡献呗，该捐款就捐款，该出席什么仪式就出席什么仪式，该送礼就送礼，该请谁出国考察就请谁出国考察，无非就是花点钱。按我们那地方的习惯，有钱不花在社会身上，也得送庙里去，给菩萨花，重塑金身嘛，积个阴德。我的钱不是祖上留下来的，也不是抢银行抢来的，完全是赶上好时代了，社会给了我好机会，让我靠个人能力挣来的。所以，要回报社会，回报这个时代。我是真正的农家妹子，只读了小学，就回家干农活了，什么养猪、喂鸡、插秧、打柴，我都干过，空闲时，还学着刺绣，就是给县里服装厂做的出口服装和被面上绣上花草鸟兽或古代仕女。到了十六岁的时候，我爹给我说了两条路，一是嫁人，二是出去学一门手艺，都是因为家里不再养我了，我家五个女孩，他想养也养不起。那时是1984年，我们温州出去打工的已经不少了，但大都是男人做小买卖，少数女孩子是去大城市里擦皮鞋。我想了一晚上，做小买卖不太可能，因为我家没本钱，擦皮鞋我不愿意，因为我听说那些女孩子白天干的是擦皮鞋的营生，晚上是陪做小买卖的男老乡睡觉，跟不喜欢的男人睡觉，打死我都不干。我跟爹说，我去学一门手艺，温州裁缝多，做衣服的师傅在全国都小有名气，我就学裁缝，学好了，以后开个裁缝铺，自己吃饭没问题，嫁人的事我想都不愿想。我娘说我心野，我爹不在乎我干什么，反正不在家吃饭就行了。结果，我爹托亲戚在温州找了个师傅，说好了管吃管住，不给工钱，学三年，出徒以后另立门户。我一想，出徒我才十九岁，二十五岁嫁人，还可以自自在在地过六年，六年，什么变化都可能发生，什么机会都可能出现，所以我挺愉快地离开了我们那个小村庄，来到了温州市。温州是个老城市，但它出名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上面批判它资本主义尾巴泛滥，其实就是搞小买卖的多，还走私从台湾运来的布匹。我到温州的时候，几乎家家都有人做小买卖，懂得提高利润率的人则用走私来的布匹加工成衣服，能赚到更多的钱。我去当学徒的那家裁缝铺就干这个，我师傅三十岁，个子不高，白白净净的，人也挺温和，不像传说中的师傅对徒弟非打即骂，而且在传授手艺上一点都不保守，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自己理想中的男人就应该是他这个样子。这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在农村里生活，见过的男人都是像我爹那样凶巴巴的，只会欺负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