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卉园圃万紫千红老板爱情无地诉说(4)

不久，我收的蔬菜种类就开始“扩展”，生花生、生黄豆、生竽头、生红薯等我也一一收下来，再转批出去。这样，我这二老板舒舒服服地赚钱比我老公都要多。我收菜、收瓜达到一定的规模后，我就再也不满足那种“守株待兔”式的小打小闹了。于是在进一步了解海南的瓜菜市场时，三亚、陵水、万宁很多的瓜菜基地便进入了我的视野。其实，想和这些瓜菜老板做生意的人很多，不仅仅只有海口的商贩，还有广东湛江、佛山，甚至中原那几个省都有人亲自到海南打探行情，毕竟海南一年四季果瓜长熟，所谓的“反季节瓜菜”其实在海南就并不怎么“反季节”，充沛的雨量，充足的日晒，湿润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简直是插上一杆扁担都能发芽!到瓜田做生意的人找老板，侃价钱，论作物的质量，一般都是打着小算盘，也就是说做生意的人——特别是做小生意的人一般都是太精明，几乎没有人愿意吃一点亏。在这群精明过了头的人中，我就敢说我自己是比较老实本分的一位了。当然我也要赚钱，但只要粗算下来有得赚就可以了，我并不把算盘打得那么精细。在几次进货交易中，我就在几个瓜田老板那里留有了口碑。而最叫台商邓老板感到的，是那年连天梅雨，他几百亩瓜田被淹，成熟的冬瓜如果不及时收起来卖掉，就会烂掉。但这时来收瓜的生意佬们在一个广东湛江人的召集下却成了一个同盟并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想趁机压瓜价。我当时也在场，我感到这种乘人之危的做法不好。但在一伙人都赞同的情况我不好说什么——也就是说，我即使反对也没有用。一来我收瓜的能力有限，不属于大宗生意；二来我一个女人，号召力也有限；三来，在利欲熏心的商界，你若是发点良知良心什么的，大多会被人嘲笑。我能做的也就是尽量多收一点瓜。而且在众商家大肆对瓜主压价时，我仍主动按既定的价钱支付。还有，在瓜田冒雨抢收冬瓜时，我并不像其它客商一样，只收进仓库晾干了的瓜。当我叫拉瓜司机把车开到田头，现场装上被雨水渗过的瓜时，在现场的邓老板就感动不已了。面对我的“义举”，知道，这一“叠满”，肯定要大大超过既定的吨数。这种诚信，一般是相互回报的。我当然不能趁占人家的便宜，于是把瓜拉到海口后，我连夜在租用的仓库中过磅，多出的近两吨瓜，我次日就给邓老板补足了款项。除此之外，我还应邓老板的请求，在秀英码头附近代他低价租下了五间改装过的仓库，及时把被雨浇的瓜抢收进来，并四处帮他联系买主，最终使他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感到至极的邓老板握着我的手，眼睛发红，他强忍着泪水，却说不出一句话。再过几天，他就正式地给我送来一张聘书，聘我为他的“永隆热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说实话，接到这张聘书前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于是我就和老公商量。我老公这时候已经不是靠蹲在街边等着人家叫去装沙或做零工“盲流”了，他凭一身牛劲，给江苏一家建筑公司当拌浆工，由于劳动态度好，所以当了杂工班班长。应该说他也还是有进步的，但和我比起来就差远了。我马上就任的“副总经理”年薪是十二万，这哪里是一个建筑队的杂工班长所能比的啊!但我老公似乎并不特别为我的“走运”而高兴，他只冷冷问了一句：“这么说你就要到三亚去给台商老板当管家吗?”我当然明白男人的醋意，于是在和邓老板回话时也谈了种种顾虑。邓老板是个爽快人，马上答应我说连同你老公一起过来，我这里还要用人，过来再说。我把那意思转告老公，老公态度就好一些了，但他舍不得那杂工班班长的职务。所以就叫我去上班吧，他先干一段再说。至于我们带来海口的女儿，本来我早就送她进托儿所了，我带着是不方便的，但为了使他安心，或者说是为了使他对我放心，我就把女儿带到三亚永隆农业基地来了。那时你来到瓜田联系参观时，刚好我上任不久，接待你们这批作家采风之前，我还接待过多个检查团。邓老板嘛，人并不小气，尽管他对我们参观团、检查团的种种做派不满，经常议论、批评，但具体到每个团来，几乎都是满载而归，而学生来参观，他还交待我说，请有关检疫部门对挑选出来的瓜进行检查，免得给学生吃下去造成什么不测，这还可以看出他的责任感。但到你们作家参观团来时偏偏就不凑巧了，这事我在前面说过，是他有了一肚子气，那气全是这些贪得无厌的村民们给挑起来的。你想想这个岭坡一下子冒出二百多座坟头需要“迁坟补贴”，换谁都一样心里窝火。最令邓老板感到麻烦的是，他这个时候恰恰在台湾有一个官司，什么官司他没有对我说，他只说需要回去协助律师掌握实情准备开庭。这样，他在离开海南前就把处理这些“坟地”搬迁问题委托我全权处理。说实话，当时处于这种无奈境地的邓老板基本上是认赔了。他对我说：“你随便核准一下，就给他们输吧，这地头蛇的事，我们惹不起，也躲不起，就认了吧，反正就多支付六十来万罢了。”正是邓老板委我处理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展示能力的机会，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我能把这件事处理得如此干净、利索，一点毛病也没有。而且还能给公司把六十万元给节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