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卉园圃万紫千红老板爱情无地诉说(5)

邓老板回台湾处理官司后，这里的所有“坟主”得知我是这事的处理负责人后，便纷纷找我。有人给我施加压力叫我“不要给台湾人卖命”；有人暗中向我威胁，叫我“识相一点”；有人则想收买我，即暗示我说，如果批准他办理“迁坟费”，则许诺我什么什么好处……说实话，我性格中较犟的一点就是眼中容不下沙子，我不相信这事就没有个说理的地方。而且我对处理这事是有主见的，我知道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村委和乡镇领导干部的态度如何。而怎样才能使他们端正态度呢?我看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后从中获得了启发，于是就通过老乡联系海口和三亚方面的记者，这个老乡只认识电台记者，我说电台就电台吧，反正媒体来人调查做出要报道的样子，那些村镇干部准被唬住。果然，电台两名记者不但来了，而且他们觉得这事有点意思，又通过自身的关系叫上了电视台的记者一起来，当他们扛着摄像机这大家伙往龙脉岭坡一站，并选择角度拍摄时，乡镇领导一二把手在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的陪同下就屁颠屁颠地来了。那几个记者也真牛，还不愿搭理这些“土地官”，只是一边拍摄，一边画图，一边用文字记录点什么。这边村镇领导就慌了，他们主动和记者答讪，说是村民们提出“坟地”问题，他们都很重视，经过调查已经感到多数是无理要求了，现在正在做工作……记者则以守为攻，说：你们可不要太官僚主义啊，说不定是老百姓的话也有根据，说不定是他们真的老坟头在这里呢?这事由我们作客观报道，引起更高层领导的重视后，再派人专门调查吧。这话更把这些小官们吓住了，谁都知道这一段时间里，各地都贴出这样横幅：“气走一个投资者，摘掉一片乌纱帽。”这村镇领导干部级别虽然很低，但他们感到绝对值得珍惜。这样，在记者们棉里藏针的旋压下，乡领导当即下文件，批评这个村的领导“群众工作做得不力，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并以此事为例通报全乡。至于对记者，他们也有一套，他们马上到乡所在地，摆上好菜好酒，招待记者。并在席间求记者们不要发这个新闻，“要多支持我们工作嘛……”说实话，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媒体和记者的地位。所谓“无冕之王”，不少官员都怕三分的。而只要官员认真去办事，老百姓哪里有能耐闹得起事来?我把这“坟地”事件处理好后，又一心一意地管理好基地中的各项事务。一晃三个月过后，邓老板才回来。本来我处理这件事后，完全可以用电话向远在台湾的邓老板报功的，但我却没有主动提起，而当他问及时，我才轻描淡写地说上一两句。邓老板在电话中听出了意思，回来后对我更刮目相看。邓老板首先决定给我奖励一百万元，然后当即宣布给我提高年薪额度：三十万元。你们一定以为邓老板给我的奖赏是一种醉翁之意，其实说实话，这个时候他对我还是没有这方面的表示。那时候，我身边带着个女孩，他倒是经常来逗着她玩。而且瓜田基地没办幼儿园，他提出来可以用车把孩子送到三亚甚至海口市进全托的幼儿园，一星期才接回来一次。但我一方面不放心小孩远离自己，另一方面，也省得我老公怀疑我有什么出轨的行为，所以一直就没把孩子送去幼儿园。邓老板见我这样，就从附近农村请来两个中年妇女给我带小孩。但尽管我再注意，再检点，我老公还是对我产生了怀疑。说到我老公，到1994年时他当杂工班长的那家建筑队所盖的楼就成了“烂尾楼”，因而，工钱一直就拖着未结，他口袋里一直就装着一个八千元钱的白条。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犟着去给搬家公司去当搬运工一段时间，直到走投无路时，他才接受我的劝告，才愿意到“永隆热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来。邓老板对我老公也是热情有加，他并不安排他做体力活，见他身材高大，就安排他当保安队长，也就是巡看公司所在地和那一片成熟后的瓜田，月薪也不低于五千元。(笔者听到此就说：这五千元不低，那也才是你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啊，你们已经成为“女比男强”了，这幸福能长吗?)我就知道你们记者作家敏感。你说得不错，问题马上就来了。我老公到公司后不久便开始怀疑我和邓老板有染。我老公先前是听我的，但这时任我怎么说他都不吱一声。但我看得出，他微微翘起的嘴角就已经表示了他的不满。我知道我老公这态度与一些风言风语有关。有时我笆老板连夜在办公室时研究工作，我老公在公司周围巡逻，这时就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他“你真是一个好保安啊?”这种有潜台词的话叫一个大男人怎么咽下去呢?于是在听多了传言和不负责任的议论后，我老公咽不下这口气。这天我和邓老板一起到定安和琼山交界去看一处将要转让的花卉基地，回来后发现他已经不辞而别，并抱走了我们的女儿。我焦急万分，邓老板也很着急，他马上派车派人到海口，找到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找我们的老乡，包括我的广西老乡和他的湖南老乡，但都没有我老公的任何消息。邓老板还把找人的范围扩大到三亚、琼海、儋州、文昌等，但仍没有一点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