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出多少良药也治不好爱情的心病(2)

我和他十五年的缘分就此结束了。说起来，我和他虽然不是青梅竹马，可也是大学同窗。我们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78年进的校，在北京化工学院上学，对了，你在《家庭》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写中国首个下海大学生事迹的文章里的主人公就和我们一个学校，但不是一个专业，在学校时也不熟，不过我挺佩服他的。我和我丈夫没他那勇气，敢放弃国家分配，自己走一条路。我们都是老老实实地接受了国家、其实就是学校的分配，我到了江西一家药品研究所，他本来可以回老家广州，但为了我，宁肯到了当时还贫困落后的南昌郊区的政府部门。我们是大学三年级时谈的恋爱，在那时候，有点算早恋了，因为好多当过知青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为了挽回失去的学习机会，有的都过三十岁了，还不敢谈恋爱。不过在我看来，这也算对他们热衷于搞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报应。我们这些所谓小弟弟小妹妹们用不着压抑自己的**，而且谈恋爱对于激励学习热情有益无害，反正对我和我丈夫是这样的结果。我们先是在图书馆里约会，在阅览室明亮的灯光下，我和他一人捧本硬壳精装书，一边阅读，一边给对方写小纸条，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以前一星期也就去一次图书馆，从相互间有了朦朦胧胧的爱意之后，几乎每天都钻图书馆。后来我们的约会升级了，到大学后面的田野中去，那时北京连三环路都还没有，我们学校后面就是菜地。在菜地里，我们闻着没有采摘的蔬菜的芳香，天南地北地聊着，终于有一天，他抱住我，说出了已经被人类说了几千年的那三个字“我爱你”。(笔者一笑：“这是人类重复次数最多、使用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也是一句最真实的谎言。”)暑假时，他把我带到了广州他的家，他父母都是干部，对我挺满意，还把祖传的一串项链挂到我脖子上，算是把我当成了准儿媳妇。就是在我挂上了他家祖传项链的第二天，趁他父母上班不在家的时候，他把我搂到他的床上，不由分说地脱去我的衣服。我知道这是早晚的事，虽然少女的本能让我抗拒了一下，但最终还是和他发生了关系。完事后，我看着床单上的几块血迹，哭着对他说：“我是你的人了，你一辈子都不许再和别的女人有这种事。”他一边吻干我的泪水一边向天发誓：“绝不会。”毕业前，我不小心怀过一次孕，把我急得差点去自杀，因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不像现在，那时在校大学生别说怀孕，就是被老师发现有男女关系都要全校通报。幸亏他父母在北京有老战友，托他们给找了家医院，悄悄做了人流。我们工作后第二年就结了婚，本来可以晚两年再结，事业上打点基础，经济上也有点积蓄，可因为当时我们单位只能在单身宿舍给我一个床位，他们单位给了他一间平房，尝过了禁果的我们除了情感上相互思恋以外，生理上的冲动也需要得到满足和宣泄。一般他不到市区来开会，我们只能一个星期相聚一天，这一天对我们很宝贵，我们要是不结婚，我就不能在他那里留宿，否则会被人认为他作风不好，影响他的前程。当时他是他们单位不多的大学生之一，单位对他很重视，所以在我们结婚时，破例分给了他两间平房，外加一间小厨房。我们家给了三百元钱，他们家给了三千元钱，再加上我们工作一年积蓄的一千元，买了些家具，布置出一间挺温馨的卧室和一间客厅兼书房。但我们约定，虽然结婚早了点，但为了事业，孩子晚点要，起码要在三十岁以后。以后的几年中，我们过得平平淡淡，但也恩恩爱爱，平常认真工作，周末聚在一起，不是改善生活，就是到南昌的风景名胜地去游玩，放年假时，我们还跑到庐山去玩。反正没有孩子拖累，两人世界自有两人世界的乐趣。到三十岁的时候，我被评上了中级职称，而他被提拔为科长，(实际上我还在干学的专业，)他已经从政走仕途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我所在的那家药品研究所不再属于事业编制，而是直接划归了一家药厂，我们单位几十个科技人员不愿到那家经济效益很差的药厂，纷纷找关系走后门，调到了一些别的科研部门，而我找不到关系走不了后门，只有和几个勤杂工一同去那家药厂上班。没想到那家药厂看研究所的骨干都走了，干脆只接收了研究所的设备，说是人一个不要，我只好去上级主管部门告状，最终的结果是，我的工资由上级主管部门发放，让我在家先等待一段时间，有合适的单位再安排我。我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下岗女工，哭、闹都没有用，只有面对现实，正好我也想充充电，便借这个机会自费到母校去进修了一年。进修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江西民营药厂的厂长，他是来北京寻找人才的，可一些博士、硕士不是想到外企就是要到大的研究机构，对民营企业根本不感兴趣。他得知了我的情况后，问我毕业后愿不愿意到他的厂里去工作？我说不能调动，但可以以兼职的身份去试试。他对档案之类的东西无所谓，只要人能去就行，我和丈夫商量了一下，丈夫很支持我，结果毕了业我就到了设在赣州的这家民营药厂，担任了开发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