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出多少良药也治不好爱情的心病(3)

厂长给我的工资并不高，也就是外企的四分之一，和国营单位差不多，但在合同上写明若是开发出新药，我可以享有百分之三十的分成，这对我是个很大的刺激，一是厂长很舍得在新药开发上投资；二是我的价值能够通过经济的形式体现出来。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我还真的研究出一种新药，这种药对抑制新型的感冒病毒很有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临床实验，新药通过了专家的鉴定，被批准上市。由于疗效不错，这种新药的销路非常好，给厂里带来了巨额利润。但这时厂长的农民意识暴露出来，他不想兑现合同上应该分给我的百分之三十的利润，而只是把我提拔成管新药开发的副厂长，工资增加了两倍，买了一辆桑塔纳奖励我，而应该给我分成的两百万他总是找各种借口说以后一定给我。开始我听信了他的话，觉得他这的研究条件还不错，等他赚了更多钱的时候一定会给我兑现。没想到又过了大半年，他还是没有兑现，我三番五次地找他，他跟我翻了脸，说他跟我签的是无效合同，我只是他雇佣的技术人员，不可能占有股份。一怒之下，我把他告上法庭，可他在当地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网，一审二审我都败诉了。官司虽然输了，可由于新闻媒体的介入，我在江西一下子有了知名度，不少人都知道我既能开发新药，又能进行药厂的管理，纷纷来找我，让我到他们的企业去。对民营企业，我还真有点寒心了，他们那种农民意识，家族式管理，我很难适应。正好这时接受我们药品研究所的药厂濒临破产，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来请我出山，说我还是国家干部，应该为国家分忧解愁，希望我去担任那家药厂的副厂长，但不设厂长。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那家药厂是正处级单位，我是中级职称，相当于科级，而科级不能一下子就上正处，先过渡一下，一年后就给我破格转正。我当然愿意回到南昌去，回到我心爱的丈夫身边，在赣州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几乎是一个月才能和他见上一面，一见面就会扑到他怀里，久久地不想松开，而要分手时，更是要他哄着才走，有时到了车站又跑回家去，硬是再和他做一次爱才恋恋不舍地上路。能够回到南昌来，就是不当什么厂长也行。上级主管部门为了显示出改革的力度，跟我签订了一份经公证处公正的合同，主要内容是我要开发出新药并获得经济效益使药厂扭亏为盈的话，药厂立即转为股份制，我拥有百分之十二的股份，在这之前我要押二十万风险金，三年之内药厂还继续亏损，我自动离职，风险金不退还。我丈夫劝我小心行事，要是别的事，我肯定听他的话，可这件有可能最大限度体现我人生价值的事，我还是毅然做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定，把在赣州一年的积蓄拿了出来，把我的桑塔纳轿车给卖了，交上了风险抵押金，在合同上正式签了字。我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信心，跟我已经快研制出了一种治疗肝炎的新药有直接关系。肝炎在中国是常见病，各种类型的肝炎患者人数过亿，而且至今没有特效药，市面所销售的各种治疗肝炎的药品大都是缓解病情，降低一些检验指标，其实我研制的所谓新药也是这种东西，只不过成本更低，利润空间更大。目前中国药品的研制是个很复杂的事情，也很专业，就不详细讲了，反正很多所谓新药都是把国外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的旧药低价引进来，哄中国的老百姓。我后来也干这种事，不过在赣州时搞的那感冒药和这肝炎药是我在中药传统配方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的，我一直没跟你讲，我爷爷是个地地道道的乡村土医生，他大半辈子都是用我们老家的草药给乡亲们治病，而且很有疗效，我只不过研究了他配方中一些草药的化学成分，经过提纯后能够用于成批生产而已。我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给药厂改了名称，因为原来那药厂在行业内已经是声名狼藉，药品质量低下，收钱不发货等行为使其商业信誉几乎等于零，于是，南昌飞马制药厂的大牌子挂了出来。我干的第二件事是把厂里大大小小的干部精简了百分之九十，他们当然有意见，可我拿着上级主管部门“只要能让药厂起死回生，有利于改革，用什么方式都行”的尚方宝剑，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了。第三件事是把原来药品研究所的人给聘回来，转不转关系都无所谓，只要人来就行，工资都翻一番，每人一套住房，研究经费比原来增加十倍，当然有人还是不来，可几个骨干回来了。第四件事是狠抓质量，凡是哪一道工序连续三次出现质量问题，主要责任者立即除名，毫不含糊。各种措施一经实施，果然立竿见影，起码不会再发不出工资了。有时候国企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不可救药，只要领导别太无能，别太贪心，把个人的利益和工作紧密地挂起钩来，让它不赔钱还是不困难的。(笔者一笑：“你说的别太无能和别太贪心这两点，对于很多官僚来说，已经难于上青天了。”)工资能发出去，我就没了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到新药的研制开发上。我这人天性好强，要干的事就一定要干成干好，所以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我几乎很少回家，不是在厂长办公室，就是在实验室，要不就到全国各地跑市场。为此，我和丈夫准备三十岁要孩子的事当然就只好往后安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