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剧组说北京(1)

高艳津子（舞者）：“在北京生活了十二年，从不喜欢到喜欢，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了家后才觉得北京是家。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北京是最值得的生活方式。对自然有感触的舞蹈回到贵州，在家乡，飞机一落地，脚一踩地感觉就来了。农家、茅舍、大山……贵州给我的是自然的灵气。而北京给我的不是自然的舞台,是国际化的舞台。在贵州是天人合一，单纯。在北京你不敢不做，不敢不学，不敢不进步。北京的生活是淘汰制的生活状态，对人的挑剔是高于纯朴的包容。北京只能是精英生存。你也可以说是过日子，但过日子和生活是两回事，因为它的质量不同。我选择北京是需要它给我学习的压力，溶于自然是容易的，但是溶于自然是放弃和妥协。我在贵州的时候是熟柿子到了北京是青柿子。我喜欢永远保持青柿子的状态,因为象征着年轻。”我认识津子是通过合作音乐舞剧《觉》。叫音乐舞剧，是因为舞者和乐队同台演出,如同舞剧和音乐会同时进行。津子个子瘦小，不说舞蹈时寡言，一说起舞蹈，就令人想到“手舞足蹈”“口若悬河”“忘乎所以”之类的词，典型的为艺术发电献身之人。这个舞剧说的是她和她母亲之间的矛盾。母女俩在创作和排练的过程中重演她们一生的争执。她们有同样长到脚跟的黑发，同样以舞为生命最高价值，但母亲在跳舞的时候脸上永远浮动着幸福和浪漫的革命微笑，动作优美亢奋，如同六十年代革命宣传画中的美女走出了画面；而娇小玲珑的女儿对所有动作的处理都充满神经质,更在意于表现内心挣扎和困惑，扭曲的动作遍布全身细节乃至头发和指尖.于是母亲常质问：为什么你的动作要那么丑？像个鬼？我很想听听津子的母亲罗丽丽（贵州舞蹈协会副主席，一级舞蹈编导）说北京：“我1986年来北京学习，后来回到贵州。我这人就是太热情了,把热情都献给了工农兵，赤脚给农民排练，结果把自己的业务都给忘了。一辈子怎么艰苦都没脱离舞蹈，最后有了孙子才有两年没跳。正在我不想跳舞的时候,这件事来了（指我们这个音乐舞剧），是天上掉馅饼了（因为是受德国intransit现代舞蹈节邀请），我又开始跳舞、练功了（我听津子说，她妈妈每天踢一千次腿）。以前我们跳舞没有忧愁，都是高高兴兴地跳（得，这又是母女俩争执的话题，这个舞剧中那些现代人的扭曲动作和痛苦表情显然使罗丽丽非常困惑）。”我想多问问罗丽丽关于对北京的感想，但是她一张嘴就说舞蹈，说到她在少数民族部落里如何给上千的农民编导和排练图腾舞。这回忆显然比评说北京要激动人心。看来她比女儿更疯狂，只要能跳舞,管它在哪儿跳，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