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国去(2)(图)

清华毕业的陈长桐，曾在科罗拉多大学银行系读书，有一次，他到理发馆理发，老板歧视黄种人，竟不肯为他理发。陈长桐一气之下，延请律师告了理发馆，结果法院判决理发馆败诉，从此再也不敢藉故刁难他了。梁实秋曾听闻一多讲起过这件事。梁实秋回忆说，闻一多到了科罗拉多大学之后，就和他谈起过有关陈长桐在这里遭遇过的故事，说的时候还脸红脖子粗的悲愤激动。陈长桐到当地的一家理发馆去理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人理，最后一个理发匠踱了过来告诉他：‘我们不伺候中国人。’陈长桐告了一状，结果是官司赢了，那理发匠道歉之余很诚恳的说：‘下回你要理发，请通知我一声，我带了工具到你府上来，千万请别再到我店里来！’因为黄人进入店中理发，许多白人就裹足不前了。像这样的小事，随时到处都有。”梁实秋几十年以后回忆虽然平淡，但在当时，这样的事对于中国人来说确实是难以接受的。事实上，即便20年过去，对于这些耻辱，闻一多仍耿耿于心。他曾这样对人说：“现在美国变得怎样了，我不清楚，那时候就是这样！我总算知趣，闭门读书画画，轻易不出去，宁可吃点冷面包，宁可头发留得长一点，少受点冤枉气也好呵！”[7]从闻一多在美国的经历，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他的民族自尊心。20世纪40年代，在昆明，闻一多对于自己早年的经历有一个认识。在一次会上，他说：“'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不过那是感情上的，我并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翻译Nationalism为民族主义，我以为这是反动的。……其实现在看来，那是相同的。……我在外国所学的本来不是文学，但因为这种Nationalism的思想而注意中文，忽略了功课，为的是使中国好，并且我父亲是一个秀才，我从小就受诗云子曰的影响。”[8]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年以后的闻一多，其民族主义思想是较重的，他对自己早年的思想做了一个清理。据顾毓琇回忆，也就是在那次会上，闻一多还对当时已经开始研究优生学的潘光旦说：“你研究优生学的结果，假使证明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9]虽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也不能不说没有夹杂一点儿民族主义情绪。闻一多不愿意在美国呆下去，可能与中国留美学生在美的表现也有关系，他在给其弟闻家驷的一封信中说：“处处看到些留学生们总看不进眼，他们的思想实浅陋得可笑。”“我自来美后，见我国留学生不谙国学，盲从欧西，致有怨造物与父母不生之为欧美人者，至其求学，每止于学校教育，离校则不能进步咫尺，以此虽赚得留学生头衔而实为废人。”[10]闻一多在美国的经历，和大部分留美学生的经历没有太大差别，不同者，惟个人感受。这一点就涉及到人的特质和他们对美国文化的基本评价了。人在国外，特别是一个落后国家的留学生，他的受人歧视，总是难免的，就是现在谁又能说留学生没有相似的体验呢？对于这种体验如何看待，是以简单的民族主义情绪否定那里的一切，还是将在那里的具体遭遇和整个文明区别开来评价，对于所有的留学生都是一个难题。梁实秋说：“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在失掉自由的时候才最能知道自由之可贵，在得不到平等待遇的时候，才最能体会到平等之重要。年轻的学生到了美国，除了极少数丧心病狂、甘心媚外的数典忘祖的以外，大都怀有强烈的爱国心。美国是对中国人民最友善的，对于中国从来没有野心，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优越感，在民族的偏见上可能比欧洲人还要表现得强烈些。其表现的方式有时是直截了当的侮辱，有时是冷峻的保持距离，有时是高傲的施予怜悯。我们的华侨，尽管有少数赤手起家扬眉吐气的，大多数人过的是忍气吞声的生活。”[11]这是梁实秋分析闻一多《洗衣曲》产生的背景时说的一段话，对于进一步了解闻一多有一定启发。闻一多在回国前曾对梁实秋说：“归期大概以上沅的归期为转移，至迟不过六月。栖身之所仍然没有把握，这倒是大可忧虑的事。不过回家是定了的。只要回家，便是如郭、郁诸人在上海打流也可以。君子固贫非病，越穷越浪漫。”[12]梁实秋可以说是闻一多最好的朋友，他后来分析闻一多急于回国的原因时认为，闻一多是一个喜爱家庭的人，那时他已成家并且做了父亲。我们可以这样说，闻一多对美国的认识有他民族情感方面的因素，这是他选择早日离开美国的主要原因，但也与他的具体处境相关。他那时已经是有了家累的人。他对梁实秋说过：“世上最美妙的音乐享受莫过于在午间醒来静听妻室儿女在自己身旁之轻轻的停匀的鼾息声。”许多朋友都认为，闻一多的性格不适于长期羁旅，梁实秋就认为：“当年孤身投在纽约人海之中，他如何受得了。同时他的爱国精神特别强烈，感觉也特别敏锐，在他看来，美国的环境是难以忍受的。”1925年5月，闻一多告别了美国，以后再没有去过。1946年，梅贻琦接到美国加州大学的一封信，说是他们想请一位能讲中国文学的人到他们那里去开课，希望梅贻琦推荐一个人。梅贻琦本想让闻一多去，闻一多和妻子及自己一些知心的朋友商量后，还是决定不去，因为他认为民主运动很需要人。据冯友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闻一多要留身于“是非之地”继续斗争下去，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正路。[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