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逆境里成长(1)

第一节童年，家境小康。我是独子，一家三口住在上海的南市，堪称豪华的“石库门”房屋，独门独院二层楼。那年，小学五年级，中日战争爆发，烽火迅速直扑上海。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父亲毅然从军，失去讯息。就在日军攻陷上海的前夕，体弱多病的母亲，带了幼小的我，只带了最简单的行李，仓皇逃进了法租界。无数无数的难民，涌向租界，租界宣布关闭，绝大多数的难民，被挡之于外，我们能够顺利进入，已经十分幸运，更何况还能租到一间“亭子间”，作为栖身之处。“亭子间”只可容纳二张最小最狭的床铺，没有厕所，床边放个有盖的“马桶”（木桶，大小便用），每天凌晨，有水肥车来到巷口，主妇们纷纷“拎”（拿）着马桶、去倒马桶，并在巷口洗刷。也许你不能想象这是怎样的景象，如果你看过“康熙帝国”连续剧，其中容妃被打入冷宫，每天洗刷马桶的情形类似。母亲本来瘦弱，搬进“亭子间”后，气喘大发，往往一两个星期，不能平躺，只能坐着，十分痛苦。但是，每天凌晨，只要听到水肥车的那声吆喝，她必起床，拎着马桶下楼。这种影像深深镂刻心头，至今想来，犹觉心酸。有一次，母亲实在喘得太厉害了，邻居请来了一位西医，打了一针，气喘立刻平息，马上可以平躺下去。幼年的我，看得目瞪口呆，心想，这种针真灵，以后母亲再发病，只要请医生来打这种针。但是，我们如此贫穷，怎么能再请得起医生？我偷偷地把针液空瓶留下，告诉妈妈说，下次我来替你打针。果然这一天来到，母亲说：“看样子只好请你做一次小医师了！”我去药房买来了针筒、消毒的酒精灯以及针液等，模仿医师的动作做好准备，但两手发抖，怎么也不敢下手。毕竟我只是个五年级的孩子啊！母亲说：“如果你不打，我活不过今天，你打，最多打得不好，痛些，流些血，我不在乎啊！”我实在舍不得相依为命的母亲“活不过今天”！勇敢地把针扎进母亲的肌肉。好奇妙，母亲的气喘平息了。我对母亲说我长大以后要做医生，看病打针，不收钱，或收一点点钱。我恨那个医师，出诊费为什么如此昂贵。以后我常常为母亲打针，“技术”愈来愈进步。父亲终于回家了，沮丧极了。报国未成，白手起家所撑起的事业，毁于一旦，又找不到工作，整天忧伤。这个家，被愁云惨雾压得透不过气来。我父亲是个内向的、悲观型的人物，他不善言辞，常常因为辞不达意而急得五心烦躁，转而怒发冲冠。童稚的我和羸弱多病的母亲，就变成了他宣泄怒气的出口。他有一条厚厚的红木戒尺（可能是“纸镇”），当我“犯错”时，我必须伸出手来，接受戒尺的痛打。如果我能及时认错，也就手下留情，偏偏我绝不认错，（事实上我真的不认为有错，比如他心情不好，要我唱歌纾解他的情绪，我偏偏不唱；比如我看到他愁眉苦脸的回家，没有向他展现笑容等等。）宁可挨打而闭紧嘴巴，也因此而火上加油，耳光、拳头就纷纷上身。通常母亲会挡在我身前，无法遏止的拳头就打在母亲瘦弱的身躯，所发出的皮肉被打的声响，震得我心智俱裂。于是，母子俩就抱得更紧，默默地、坚强地接受强风暴雨。于是，父亲开始捶打自己，猛打自己的头和胸。他本性忠厚善良，深爱妻儿，也不愿意伤害我们，但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就开始自责和自虐。最严重的一次，他自虐后痛得满地打滚，我和母亲在旁看得呆住了，没想到及时劝阻，事实上也无法劝阻。最后送医急救，因自己捶打太重而胃出血。当他出院后不久，故态复萌，我还是常常挨打。小小年纪，终于动了“轻生”之念。心想，如果从平台上跳下去，自己可以脱离苦海，但想来想去，我这一死，可怜的母亲如何活得下去？坐在平台一隅，仰望长天，我发誓如果能长大成人（不肯定能在这样的环境下顺利活得下去），我必须非常非常努力地挣脱贫穷，不奢望富有，只求丰衣足食，不再贫穷。第二节父亲终于找到了工作，虽然薪水菲薄，但还是搬离了那个“亭子间”。新家是上海所谓的弄堂房屋，四层楼连栋楼房，我们住楼下，不到十坪大，隔成两间，前面是父母的卧房，兼客厅、饭厅、做功课的书房。后间是我的卧房兼储藏室，在堆满的杂物间，有一张小得不能再小的床。至少我有了自己独立的房间。当我日渐长大，无法在那张小床上直躺、平躺，只能像虾米那样蜷着睡。这样我整整过了十一年。也许你不相信，这些年来，我不曾好好洗个澡，只能用一只较大的面盆，放在床边的“方寸之地”，擦洗身子。这样长时期的困守在这样小的空间，因此而得了一种潜在的心理病——幽室恐惧症。我强烈地期盼，将来如果事业有成，一定要住进大一点的房屋。虽然家小得让我窒息，外面的空间却很大很大。初中三年，我每天第一个进学校，最后一个出校门。尤其到了高中，不上课的时间，也不回家。上海是那么繁华的都市，逛马路也是享受，又有那么多的书店，我没有钱买书，但站着也就读完一本本好书了。图书馆非但可以借书，还可以借唱片，贝多芬的九大交响曲，巴哈、莫扎特等的重要作品，都是借了唱片，在我家小破唱机上放了又放。每个周末，上海市政府交响乐队，常在公园露天演出，免费欣赏。我对音乐、美术、文学的兴趣，就在高中时代这样培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