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逆境里成长(2)

高中毕业以后，父亲主张送我去当学徒，学习一技之长。他实在无法供应我读大学，也实在怕我长大后和他一样潦倒，有一技之长，至少人生不会如此贫苦。但我抵死不从，我觉得唯有读完大学，才有更多机会，在社会上一争长短。何况，因为营养不良，身体瘦小羸弱，手无缚鸡之力，怎样学艺、做工？更何况，我最想当画家（这是父亲举双手反对的）或当医师，替穷人看病；或者当律师，替穷人打抱不平，这些都是需要十年寒窗啊。当时，国立大学的学费并不高，半工半读，未始不能实践理想。与同学们相约，毕业后共赴北京应试，但还没有说服父亲，却生了一场大病。这是我和父亲最严重的一次冲突，那时高中即将毕业，突然发起高烧。父亲带我去看病，一回到家，我烧得昏昏沉沉，清脆一声，我的脸颊上挨了重重的一个耳光，父亲说：“你为什么要生病，为什么不知道自己保护自己，你知道我家多穷，你知道看医生多贵吗？”原来我家太穷了，我没有生病的权利。好嘛！我就不活！我决定拒绝吃药，他们把药硬喂进我嘴里，我立刻吐出来，终于病情日益严重，奄奄一息。足足有半个月之久，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医师诊断不出什么病，每天都有同学来探望，他们说：“今天再去看看平鑫涛吧，说不定明天就见不到了！”母亲急得天天以泪洗面，父亲又自责又忧心。他们把我从小床搬到他们的大床上，以便照应。我不知道他们这些日子睡在哪里？母亲从我的呻吟，从我的脸部表情，可以看出我被病情折磨的苦痛，知道我爱音乐，她把一台老旧的收音机放在枕边，播放电台里的音乐。说也奇怪，我的眉头渐渐舒展，表情平静，不像是昏迷，而是沉睡。两周后，热度下降，医师也诊查出病源，对症下药，从鬼门关回到人间。这场病，也改善了我们父子关系，他不再大发雷霆，变得和颜悦色。不再坚持我去当学徒，也同意我上大学，但我病好后，已错过所有的入学考试。幸好我就读的中学，有大学部，我可以直升，不必考试。问题是这是私立大学，贵族学校，学杂费贵得吓人，根本不是父亲所能负担。幸好我祖父及时伸出援手，答应把他的养老金供我缴学费。父亲与祖父一直有严重的“代沟”，祖父独自居住，与我们很少往来。偶尔他会带我出去吃个小馆子，给些零用钱。高中时期，我常主动去探望他。祖父很爱艺术，对我这个深爱艺术的孙子，十分投缘，他就很慷慨地帮助我达成愿望。第三节能进大学，可能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我的学校，离家很远，要换二班电车，将近一小时车程才能到达。车钱是父亲给的，但我哪舍得用，上下课都是步行。每天清晨五点，我就从家中出发，八点前到达校门。别以为这是艰辛的行程，其实这三小时是我十分“享受”的时光。行程中必须经过一座公园。早晨的公园空气好，又热闹，很多人在打拳、健身、溜鸟、下棋，还有一位长髯老人讲解古书，还有人教写生。我在这四年的“公园大学”中，学了基本的围棋、古典文学的基础知识。最重要的，非常快乐。每星期省下的车钱，可以供我看一场电影或话剧。上海电影院的前五排、话剧院的最后五排，票价是最最便宜的。刚好那个时代，电影事业十分辉煌，有无数好片，连中国电影也有不少经典之作。至于话剧，更是人才辈出，好戏连台。我一生对戏剧的热爱，几乎到发疯的地步，也许就是那时候种下的因子。就读的大学，既然是贵族大学，学生们大都是富家子弟，个个服饰考究，出手阔绰，像我这样的穷小子真是少之又少。因为生活水准的不同，难免和他们格格不入，甚至有些自卑。这些同学，家庭环境好，兴趣广、玩心重，上课难免心不在焉。我在高中时的功课很烂，勉强及格而已。进了大学，环境改变那么大，使我深深觉得，如果要在班上出人头地，只有在功课上得到傲人成绩。于是我发奋努力，果然一鸣惊人，尤其那些特别难以过关的学科，往往只有一二人及格，我必是其中之一。同学们开始对我另眼相看，继而有人求教于我，特别在考试前，希望我“指点迷津”。我常常用“学生的观点”来解析课业的重点，往往比教授们制式化、乏味的授课方式，有效得多。我非但当了四年的级长，大三时还被两位教授聘为助理，为他们整理讲义，甚至批改试卷。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大学毕业。教务主任主动给了几封申请美国大学的推荐信，附有各科四学年的成绩，“像你这样的全Ａ学生，申请美国大学，大多数学校都会接受的。”他说。出国留学，当然是我的梦想，但从来不妄想，即使申请到全额奖学金，也绝对筹措不到去美国的旅费。虽然我放弃了出国的念头，但想不到一个星期后，我真正的离开了家园，远渡重“洋”。有位亲戚，是招商局的船长，他奉令撤退到台湾，有一个舱位的空额，问我要不要随他来台。父母百般不舍，却一口答应。上海解放正近在眉睫。父亲认为战后必有一番混乱，工作难找，既然毕业了，出去闯闯，也未始不好。那时候，“逃难”的人，千千万万，不论飞机或轮船，都是一票难求。突然平白掉下一个舱位，岂能白白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