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我们的电视生涯(…

你也许会问：大家关在家里看电视，你怎么会感受到这股热力？我们的电视剧每到收视高峰阶段，八点以后，餐厅，理容院家家门口罗雀。街头巷尾都变得冷清，这种“可爱”的经验，真是我们辛勤工作的最大回报。当时只有三台，电视是家庭最大的娱乐，才会有此现象发生，目前，每天有数十家电视台，上百个节目斗艳争宠，收视率才上二，就可能开香槟庆祝，真是不堪回首话当年了。内地拍戏，有惊有喜离开内地三十九年后，一九八八年我们联袂前去“探亲”。第一站去了北京，随后游长江、访四川，终点是云南。面对宏伟的湖光山色、瑰丽的名园古建，琼瑶不胜唏嘘的说：“我有那么多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内地，能够到这里来实地取景有多好”。第一次回内地，因为时日所限，我没有回上海，她没有回湖南。第二次去内地，才真的回到故乡。在长沙，琼瑶正与她的乡亲们欢畅乡情时，刘姊捎来讯息：“刚得到开放禁令，台湾剧组可以到内地拍摄外景。但只限于”取景“，主要的演职人员都要台湾派过去。”大家十分欣喜，过不了多久，琼瑶就坚定的说：“好，我们立刻来内地拍，拍《六个梦》，故事是现成的，剧本容易着手！”她胸有成竹地说。一口气拍六部戏？“不，先拍三部，分三组人编剧，三组导演，若干演员可以重叠，三组人马相互支援，这样成本才可以节省！”琼瑶说。只知道她精于写作，不善理财，居然这么有成本观念。当然，全部演职人员从台湾过来，旅费、生活费多么庞大，如果一口气拍完三部，成本就可以摊分而减低。接待我们的湖南电视台，当仁不让，拍胸脯保证，内地方面的一切事宜，由他们负责。事后，我们知道湖南电视台方面根本没有拍片的实际经验，湖南人却有一股傻劲，说干就干，似乎什么当难不倒他们。“何况我们湖南有个潇湘制片厂，他们会全力支持”台长肯定地说。回到台北后，琼瑶“夙夜匪懈”，领导三组编剧日夜赶工，刘姊开始物色演员，中维和绣琼组织工作班底，大家忙得不亦乐乎。我却为预算伤透脑筋，这样庞大的费用，岂是电视公司给我们的制作费用所能应付？琼瑶对我说：“这是你的问题，相信你会解决！”电视台对我们的疯狂计划，自然乐观其成，在我强烈争取下，制作预算象征性的增加，但还是铁定赔本。“既然你们知道我们铁定赔本，我们又骑虎难下，非拍不可，”我向总经理提出要求，“那么，内地播映权归我们所有！”那些年，制作人员为三台拍片，称为“委制”，电视台给你们制作费，有结余是你赚，赔了也就赔你的，制作单位像是“代腹生子”，孩子一出生，就没有你的份了。所以我要求分享版权，是电视台闻所未闻的要求，哪肯轻易允诺。僵持了一段时期后，总经理终于想通了，他说：“反正内地不会买我们的播映版权，我们电视台的立场，即使可以卖，我们也不会卖，好吧，内地的版权归你们！”一切拍板定案，筹备工作的辛劳，和到内地后的种种困难，真是一言难尽。但无论如何，我们终于拍摄完成，顺利归来。那一次，拍摄的是《婉君》《哑妻》和《三朵花》（《六个梦》系列的前三部戏）。电视公司给的预算是每集八十万，直接成本九十六万，还不包括公司的开支，所以在财务的立场上，可说是赔得鼻青脸肿。但是，我们一点也不后悔，毕竟完成了一椿“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既是台湾第一组去内地的开路先锋，也是内地所接待的第一组台湾剧组，都是历史纪录。以制作的立场而言，内地取景，赏心悦目。虽然赔本，值得了。何况更值得欣慰的，就是我们争取到内地的播映权，虽然当时未必能售出，但开启了“创作者拥有权益”的基本概念。后来，又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利用“香肠切割效应”，我们终于争取到了全世界的播映权，电视台只拥有限定年限的播映权。从那年去内地拍片后，与湖南电视台的合作越来越密切，十多年来，在内地共拍摄了十七部连续剧，这些剧集也都在内地播映，并造成很大的轰动。后来，有很多台湾的其他制作单位接踵前去内地，也都能渐渐摆脱“委制”的束缚，争取到全部或若干播映权。也许大家应该“感谢”我当年立下的汗马功劳，开风气之先。话说回头，六个梦的三个梦好不容易制作完成，在“观众热烈期待”下，择期播映时，“杀出一个程咬金”，几乎播映不成，甚至使我们倾家荡产。《六个梦》系列的第一单元《婉君》，原定于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九日，星期一晚上八点播出，新闻主管部门早已审查通过。想不到在播出前两天，星期六，中午十一点五十五分，电视台接到他们的紧急传真，通知华视：《婉君》的第一集必须删除，从第二集播起。否则全剧不准播出，并未告知任何理由。华视接到通知时，新闻主管部门已下班。据说是故意在下班前五分钟发出禁令，使你措手不及也无法申覆。立刻面临的问题：要不要播。如果要播出全剧，第一集非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