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写琼瑶(1)

第一节听说有这样一种“说法”：全球的华人（包括两岸三地的人民和世界各国的华侨）只有两种人：一种人知道琼瑶（至少听过）；另一种人从来不知道琼瑶。这种“说法”，可能是爱戴她的读者的溢美之辞，所隐藏的含义是琼瑶是知名度很高的人。四十多年来出版了六十多部小说，又据以改编了五十部电影和六百多小时的电视剧，写了两百多首歌曲，琼瑶的名字必然广为人知。但琼瑶写作的动机，不在乎有多少人知道，而在于她的作品能否深入人心。作品的一贯主张：人间有爱。对琼瑶而言，不时有多少人知道她，而是全球的人类有两种人：一种人相信爱情，一种人不相信爱情。她希望前者远超过后者。对于真正爱护她的读者和观众而言，也许更关心另外一个问题——琼瑶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最简单的回答：琼瑶是一个女人，琼瑶也是位作家。那么，琼瑶又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又是怎样的一位作家？当我被“说服”撰写我自己的故事，我知道无法避免不写琼瑶。前面提过，在我生命中的“三个大梦”中，琼瑶是我“梦”中的主角。在《皇冠》半世纪来创业的历程中，有四十年之久，琼瑶和我一路走来，相扶相携。正因为过于相知，反而无从写起，正像许多作家旅行到一个陌生的国家，虽仅短短几天，回来后都能写出洋洋洒洒的锦绣文章，但请他们描绘生活了一辈子的居住所在地，反而无从下笔。曾经在一家内地的图书馆，发现二十多本有关琼瑶的书籍，但我不认为它们真正写出了琼瑶。我也无法在一篇短文中写出完整的琼瑶，只能从生活中的一些体验和回忆，提供拼图中的若干图片，看看能拼出多少？我必须从我们首次见面说起，虽然是四十年前的往事，还是印象深刻。第二节一九六三年初冬，琼瑶接受了电视台的访问，从高雄来到台北，我到车站接她。那一年琼瑶出版了《窗外》，又写了《六个梦》中几个中篇，《副联》和《皇冠》分别连载《烟雨濛濛》和《几度夕阳红》，因为编务上的需要，通讯频繁，但信中很少涉及私人事务。基本上，我熟悉她的作品，对她本人却是陌生的。从当火车进站，旅客蜂拥而出时，在人群中一位身穿黑色的衣服，几乎未施脂粉的年轻女子，缓步走来，我一眼就认出她是琼瑶。我们虽然从未见过，却是“似曾相识”。琼瑶似乎也是一眼就看出是我，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握手言欢。我们谈了一些访问的细节，用过简单的晚餐后，开车送她回父母家，在青田街的一条冷僻小巷里。为了安全的考量，我没有立刻离开，坐在巷口的车中遥望。眼看她在大门前徘徊，按门铃的手伸出去又放下，犹豫不决。她从炎热的高雄来，穿着的是短袖上衣，初冬的台北夜晚，寒气袭人，为什么要忍着冻在门前徘徊？这景象使我疑虑重重、又深觉不忍，正打算下车前去问个究竟，但看她终于按了门铃。本来只是对她文才的仰慕，没有任何私情的羁袢，但那“不忍”，尤其知道不忍后的故事，难免“怜惜”，拨动了心弦的第一个音符。后来她告诉我，那天本来打算住旅馆，但阮囊羞涩，又不好意思开口向我借钱。她很不愿，也不敢回父母家，她一直是家中不被宠爱的孩子，《窗外》的出版，是父母大为恼怒，本来就很淡漠的亲情，更增寒冰。出生在内地，童年时适逢抗战，随着父母到处逃亡，颠沛流离，琼瑶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小学教育，辗转来到台湾后，插班进了六年级，基础太差，功课当然赶不上，成绩奇惨。幸运的考进了北一女，进入名校，情况更惨，同学个个优秀，她除了国文外，其他功课一塌糊涂，初二时甚至留级了。父亲是师大教授，母亲是建中老师，家中四个孩子，她是长姊，如此“不成材”，偏偏弟妹个个优秀，当然令父母十分痛心，非但失宠，甚至打入冷宫，在孤独、无助中，小小年纪居然服毒自杀，昏迷了一星期才被救回。十八岁那年，高二，面临沉重的联考压力，“这个时期的我，已经不止是孤独、寂寞和无助，”琼瑶回忆说：“还有很深很深的恐惧。”花样年华，却生活得如此黯淡无光，就在这段时间，一位国文老师的怜爱和鼓励，开启了少女情怀。这段纯纯的初恋，非但不被祝福，而被严加禁绝。接着联考的连连败北，前途茫茫，羞愧与沮丧下，再度服毒，这是三年中两度自杀。这些故事，在《窗外》这本书中我早就读过，但当时只认为是小说的情节，想不到小说的叙述已经淡化，实际的遭遇，更为惨烈。《窗外》出版后，触动了父母敏感的心结，写信痛责。双方感情，降到零点。也因为这些原因，琼瑶回到台北，对回父母家游移不决。第三节从童年到少女时期的苦难，并未因为结婚而结束，反而是另一种煎熬。琼瑶决定结婚，也许过于草率，潜意识里希望早早脱离苦海，另组一个独立自主的家庭，从此过着平凡而快乐的生活。但夫妇间的感情基础不足，何况平凡而快乐的生活，也必须具备基本的经济条件，贫困是婚姻的隐形杀手。尤其孩子的出生，经济的压力更使他们喘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