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的爱与痛
哈耶克要离婚了。而且，是因为他爱上了第三者。
这是个惊人的消息。大家非常惊讶。因为差不多整个伦敦、剑桥都知道，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一位道德感极端强烈、持身极为严正的奥地利贵族，姓名中“冯”就是贵族家族的标记，尽管他们家只是最低等的贵族。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们也都知道，尽管哈耶克跟他的妻子赫拉的家庭生活算不上十分美满，但两人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了，刚刚渡过艰难的二战岁月，又有一对聪明伶俐的儿女。
这是1948年的事情。战争快结束时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让哈耶克成为全英国、美国非常知名的学者，也因此，他的私人生活即将发生的变故，也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然而，哈耶克还是下定了决心。他无法排遣开那段令人心疼的感情。已快50的他觉得，没有理由再欺骗、折磨自己了，该面对自己真实的感情了。
爱情轻易地飞走了
哈耶克不喜欢回忆，所以他连自传都不写，但对那段青春年华，无法不去回忆。那是个艰难岁月，不过，对年轻的哈耶克来说，也是个甜蜜的岁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他虽然上过意大利战场，一快头皮甚至被炮弹碎片削去，又差点跟战斗机同归于尽，但总算捡了一条命，回到了维也纳。
此时的维也纳饱受战争后遗症的折磨，物质生活贫瘠得可怕，但维也纳的精神生活是丰裕的。哈耶克进入了那所也许是当时欧洲最伟大的大学——维也纳大学。此时，他19岁。对于一个聪明而又用功的小伙子来说，学业是再轻松不过了。他上的是法律专业，但他几乎没有好好听过一节正经课程。他有的是时间按自己的计划疯狂地吸取自己想获得的任何知识，他甚至去上过医学院的解剖课，有一年假期，他还跑到瑞士去研究人的大脑组织。
大学时代的青春期。白天上课，晚上跳舞，尽管政府实行灯火管制。女孩子差不多都是教授们的家属，小伙子可以约她们出去散步，但必须都有女方伴陪伴，毕竟那时离维多利亚时代还不远，维也纳尽管出了弗洛伊德，但性观念还是格外地保守。不过，哈耶克是个例外。他可以约一个姑娘出去散步，却不用跟着个尾巴，因为，这个姑娘是他的远房外甥女。她叫海伦娜，比他小两岁，两人青梅竹马。
春心萌动，友谊萌生出了爱情。就像普通的恋人一样，他们跳舞，散步，聊天。但让我们记住，那还是个很保守的年代。
一晃几年过去了。哈耶克在四年中已经拿下了法律和政治专业两个学士学位。他准备做一名经济学家，那最好是到美国去留一阵学，起码可以掌握好英文，经济学毕竟发源于盎格鲁·萨克逊世界。1923年3月，哈耶克坐船去纽约。在那个繁华的城市，他是个穷学生。他没有资格参加纽约人的社交活动。不过，好在，他的学业大有长进。
但天各一方，他与海伦娜基本失去了联系。他们在维也纳的时候，哈耶克始终没有大着胆子说出那句话：“咱们结婚吧。”在纽约呆了一年多，回到维也纳，他发现，海伦娜已经有了新男朋友。后来，跟别人结婚了。
哈耶克无可奈何。他更多地只是责备自己。现在，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又得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事业。两年后，他结婚了。新婚妻子赫拉是财政部一位秘书。哈耶克开始承担起一个已婚男人的职责：养家糊口，同时，也寻找自己的事业。
靠着天才和机运，哈耶克的事业很快就成功了，32岁就成为赫赫有名的伦敦经济学院讲座教授。他的家庭生活跟普通人一样平淡。
甚至可以说是不幸的。哈耶克的一位弟子曾回忆说，1930年代末期他到哈耶克在伦敦的家里吃饭，那真是一桩让人尴尬的事。当时，哈耶克跟他的妻子互不搭理。坐在餐桌前，他们两人跟这个说完跟那个说，而他们两人彼此却不说话。这位弟子相信，哈耶克这段时间之所以很高产，部分地就跟他不幸福的家庭生活有关，他把自己的精力全副投入到研究工作中。
不过，哈耶克有一个秘密：赫拉的相貌依稀有点海伦娜的影子。往日的回忆也许能带来一丝苦涩的甜蜜。然而，可能正是这一决策，产生了哈耶克自己后来经常说的“非意图的后果”：他本来想用赫拉替代心中的海伦娜，但最终，却让他更加惦念海伦娜。
事实上，搬到伦敦后，哈耶克也经常回奥地利去开会、办事、看望家人，差不多每年都回去一次。他刚买汽车那年，甚至自己驾车从伦敦开到维也纳。而且，一般情况下，他都是孤身一人回去，而每次，他最多的私人时间，都是跟海伦娜一起消磨。
与海伦娜相比，战争的危险甚至都不算什么了。1939年7、8月份，战争随时会爆发——事实上，战争一个月后就爆发了——但他仍然决定回一趟奥地利。那时的奥地利早已经被纳粹控制了。哈耶克相信，他熟悉奥地利边境地区的山脉，即使战争爆发，自己也能偷跑出来。也许吧，毕竟，哈耶克最喜欢的运动是登山，这是他们家的传统，而他奉行这一传统至死不渝。
离婚战争
战争结束了。哈耶克格外地痛恨这场战争。它差点毁灭了西方文明，同时，它也让哈耶克有七年时间无法见到海伦娜。直到1946年，他才回维也纳见到被战争分开的老恋人。战争中，生命格外脆弱，但唯其如此，他们更坚定了走到一起的决心。
首先得离婚。赫拉拒绝了。这使得在英国完成离婚的法律程序，几乎成为不可能。同时，他必须找到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好同时养活自己跟海伦娜将建立的新家，及赫拉与两个孩子守在伦敦的家。伦敦的舆论也对他非常不利。
哈耶克决定去美国。他进入芝加哥大学，不是经济系，但社会思想委员会——林毓生就是在那里投奔他门下的——其实更适合他。同时，他特别安排在阿肯色州——就是克林顿的老家——呆了半年。因为这里的离婚法律比较宽松。但条件是必须在这里居住半年以上。1949年底，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见到阿肯色州立大学经济系主任，悄悄询问是否可以到那里做客座教授。这时的哈耶克已经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了，他能屈尊到这个内地小大学，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哈耶克在这个学校呆了半年，1950年7月13日，他终于在阿肯色州华盛顿县衡平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随后，他很快回维也纳，与海伦娜结婚，并接她到芝加哥。
他们的心终于落碇了。海伦娜不是个普通的主妇，在研究中对他有很多帮助。她将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自由宪章》译为德语。哈耶克说，他是她“思想上的伴侣”。他后来作学术旅行时也都带上海伦娜；以前，他可没带过赫拉——当然，也许那时的他还不够带家属旅行的资格。凡是见过海伦娜的人，都用两个词来形容她：漂亮，优雅。他们有很多默契。甚至连音乐欣赏的爱好都比较接近。他们都喜欢从莫扎特到勃拉姆斯中间那一串古典音乐家。也许因为他们有正宗的奥地利风格，优雅，不乏感情，但知道节制；不像马勒、瓦格纳，有太多德国人的狂热。
不过，对哈耶克来说，幸福的家庭生活并不意味着精神折磨的终结。伦敦的朋友们因此跟他闹翻了。他们普遍地同情赫拉。她是个贤妻良母，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他们觉得，哈耶克不应该如此绝情。
一点都不意外，态度最激烈的是老朋友莱昂内尔·罗宾斯。他是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年仅30岁就出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正是他，慧眼识英雄，邀请跟他年纪相若的哈耶克到伦敦任教。他们两人合作无间，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伦敦学派，与凯恩斯所在的剑桥学派展开唇枪舌剑。两家的私人关系也极其密切。哪一家来了客人有好吃的，另一个人可以不打招呼，进门就坐下大吃。哈耶克写作的时候，需要哪本参考书，他可以直接跑到不远处罗宾斯家中书房，拿上就走。
但后来，随着凯恩斯主义声望日隆，罗宾斯又开始逐渐地参与政治、经济决策，他早年在维也纳米塞斯的私人讨论班中接受的半吊子奥地利学派立场发生了动摇，逐渐转到当时越来越“正确的”经济学立场：凯恩斯主义。转变是彻底的，罗宾斯后来在自传中说，他宁愿他那本以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为基础撰写的《大萧条》一书被人忘记。
离婚事件两人最终撕破了脸，罗宾斯甚至退出了哈耶克刚刚创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组织，朝圣山学社——尽管可能跟理念不合也有关系。他们两人断绝了一切私人来往。罗宾斯在一封信中这样解释说：“我觉得，他(哈耶克)的那种做法与我心目中对他的认识不符，也与我们20多年来的交往中我所珍视的他的道德标准不符。我觉得，我认识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如果看到他的继任者，我就会觉得难以忍受的痛苦。”
在最好的朋友的心中死去，这当然是人生莫大的损失。尽管哈耶克早已经加入英国籍，在感情上也完全成了英国人，但伦敦显然已经人事两非了。直到赫拉去世后，两个老朋友在自我隔绝10年后，才开始寻求和解。但伦敦学派却早早死亡，整个世界也快步跑进了凯恩斯主义时代。
密尔的爱情故事
有趣的是，就在自己发生婚变之际，哈耶克写作了一篇在他的学术历程中最为怪异的论文，《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与夏略特·泰勒》。哈耶克是个公认的观念史研究高手，但他研究的通常是经济学和政治学思想史，比如货币学说史啊，门格尔啊，苏格兰启蒙运动啊。只有这一篇研究密尔的论文，却不是研究这位杰出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的思想，而是他的私人生活。
老密尔望子成龙心切，从小就对密尔进行了“高度科学的”神童教育，结果，小密尔的知识和智力远远超出同龄人。然而，到21岁那年，这个知识世界突然崩溃了，他经历了一场痛苦而漫长的“心灵危机期”，他对知识深恶痛绝。直到25岁那年，他认识了23岁的泰勒太太。他们的心灵一触即合。密尔在自己那本薄薄的传记中说，她不仅是位优雅的女士，也是一位聪慧的女性——注意，海伦娜也有同样、对于知识人来说具有致命诱惑的品质——已嫁为人妇的泰勒太太成为密尔的红颜知己。她一直陪伴密尔，并跟他到处旅行。两人相恋20年、在泰勒先生去世后才结婚，此刻的密尔已45岁，并且早已经从东印度公司退休了。
那可是维多利亚时代，因此，那是一段惊世骇俗的爱情故事。他们遭受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也许是受了这种刺激，他们两人成为女权运动的先驱人物，泰勒太太写过一本《论妇女的选举权》，密尔则出版了《论女性的从属地位》。密尔指出，现实的婚姻关系，犹如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他的理想是，婚姻必须经由当事人自愿同意，在平等条约下订定共同的生活方式。女性也应该有一技之长与经济独立能力，这样才不会为了长期饭票而无奈地走进婚姻中。
同时，我们或许可以推测，这段遭人非议的恋爱经历，恐怕也是密尔写作《论自由》时将舆论压制与政府的暴力压制相提并论的隐密原因。在自由主义理论家中，对于道德舆论深恶痛绝的，莫过于密尔：
“当社会本身是暴君时，就是说，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各别个人时，它的肆虐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社会能够并且确在执行它自己的诏令。而假如它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而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因此，仅只防御官府的暴虐还不够；对于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对于社会要借行政处罚以外的办法来把它自己的观念和行事当作行为准则来强加于所见不同的人，以束缚任何与它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的发展，甚至，假如可能的话，阻止这种个性的形成，从而迫使一切人物都按照它自己的模型来剪裁他们自己的这种趋势——对于这些，也都需要加以防御。”(《论自由》，商务，1996年，第4-5页)
100年后的哈耶克，在学术转型——从经济学完全转向政治法律哲学——的重大关头，突然“偶然地”讲起这段爱情故事，而且据说“故事讲得非常精彩”(《哈耶克传》，第218页)，成为研究两人生平的权威著作。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哈耶克也许是借密尔之薄酒，浇自家胸中之块垒。事实上，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哈耶克对于密尔的评价比较高，而在此之前、之后，他对密尔的理论都不是非常重视。也许，相似经历引起的同情之心，确实可以影响一个学者知识上的取向。
不过，哈耶克对于密尔这种强调个性自由的理论的同情，是短暂的。也许是随着离婚的痛苦逐渐平息，在道德观上曾经有过一点点激进的哈耶克，又回归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于密尔的同情似乎渐渐稀释。
道德焦虑
但哈耶克是个自律极严的人，整个后半生，在享受婚姻的幸福之余，哈耶克始终无法完全躲避道德上的焦虑。
与古典自由主义大师一样，哈耶克格外重视道德对于维系文明社会的重要意义。再婚之后，他的这种认识愈为强烈。尤其是晚年，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对凯恩斯的批评，绝不仅限于对其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作出批评，他还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上的谬误追溯到其错误的唯理主义的道德观念上。这种观念认为，只有人的理性自主地建构、选择、并能为人的理性所理解的道德规范，才是文明人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而凡是不能得到理性证明的道德规范，比如宗教的戒律、传统的规范、习俗，如果不能得到科学的、理性的解释，人们就可以随时抛弃。
哈耶克将凯恩斯视为这种错误观念的一个范本，凯恩斯1938年在《我的早期信仰》一文的一段话曾被哈耶克引用，在这段话中，凯恩斯回顾了自己20岁时(也即上个世纪之交)的精神状态。当年的他混迹于伦敦的布卢姆茨伯里文人圈(BloomsburyGroup)中，那里弥漫着反叛的气氛，领袖人物是小说家维吉尼亚·伍尔夫(妮克尔·基德曼在最近好莱坞的一部电影中讲述了她的故事)、福斯特、林顿·斯特拉奇：
“当时,我们根本就不承认我们对遵守一般性规则负有个人义务。我们认为自己有权利根据每一个个别情势本身的是非曲直对它进行评判,并且认为自己具有成功做到这一点所需要的智慧、经验和自制力。这是我们当时信念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我们持有这种信念的方式是极为粗暴且极富侵略性的,因此对于外部世界来说,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为明显的、也是最危险的特征。我们也完全不承认习惯性道德规范、惯例和传统智慧。这就是说,我们是严格意义上的非道德论者……对于那些需要服从或遵守的道德义务和内在约束力,我们也一概不予承认。面对上帝,我们竟宣称我们是裁定自己事务的法官。”(《法、立法与自由》，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卷，第27页)
在哈耶克看来，这种非理性的道德观念，其实正是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的逻辑必然。这种观念得到了当时号称进步人士的著名唯理主义者罗素的支持，正说明了这一点。出身名门、在剑桥读书时的凯恩斯就已经鄙弃宗教和传统道德。他认为，赫胥黎的思想已经粉碎了基督教，基督教不仅使人们变得无知与迂腐，而且教徒也只是显示了顽固的傲慢。在剑桥，他积极参与学生地下组织，信奉托马斯·莫尔关于革新社会伦理的主张，提倡推翻当时的旧道德体系。莫尔“提倡一种道德的自我陶醉，认为道德是精神状态的问题，不是行动问题；亲密的个人关系和对美的期待是唯一高尚的精神状态。……最好的生活是与你的朋友关系亲呢地生活(凯恩斯是个活跃的同**者)，追求真理和美，没有任何外界义务，不受一般人的抱负和价值观的影响，后者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们是丑恶的令人厌嫌的。”(阿伦·布洛克著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10月，第290页)
布卢姆茨伯里群体成员间的性关系相当随便，其中更不乏同性恋者，凯恩斯与多名男性朋友有性关系，其中一名男恋人是英国画家邓肯·格兰特。事实上，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凯恩斯应召担当重任，凯恩斯就将始终不过是个反叛的文人而已，而不会成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
哈耶克本人并不认为同性恋有什么不道德之处。他曾说过，“成人之间的私事，即使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怪异的，也不在致力于实现强制最小化的国家可采取强制行为的范围之中。”(《哈耶克传》262页)他确实反对政府干预这种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舆论就不能对其作出不利的评价。尤其是当感凯恩斯及布卢姆茨伯里群体对于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予以蔑视和攻击的时候，哈耶克觉得自己有责任起而反驳他们，捍卫道德与传统。
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在遇到麻烦的时候都会说，“这儿有某种道德标准，它妨碍了我的个人选择，我打破它得了”。哈耶克当然认为这是荒谬的的想法。他认为，正是这种唯理主义的思想观念侵蚀着西方文明——也即自由文明——的根基，因为，离开道德规范，连基本的社会秩序都不复存在，又何来自由？
然而，理论上的论证是一回事，但理智未必能够决定感情。他为了自己的幸福，在妻子不同意的情况下费尽心机离婚。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伦敦同事们的道德舆论压力。以哈耶克自己的理论来推论，这种舆论谴责是完全正当的，因为这正是维护传统的家庭价值、维护社会的道德规范的力量。事实上，哈耶克自己就承认，自己的做法从道德角度看是“不对的”、“错误的”。1978年他接受别人访谈时谈到了这一点：
“……我知道我强行离婚是不对的。唉，这件事不堪回首。我所爱的姑娘，我的一个外甥女嫁给别人后，我心灰意冷，就随便结婚了。那个外甥女是我现在的妻子。但有25年，我都是跟我在心灰意冷之余娶的人生活在一起，对我来说，她是个好妻子，但我觉得不幸福。她不想跟我离婚，最后我强行离婚了。这肯定是错误的，但我还是做了。可能是有一种内在的冲动吧。”当接下来问道他是否会离婚、并且再结婚时，他作出了肯定的答复，但在停顿、思考了一番后，露出明显的不快之情，修正了他的答复，“也许吧”。(《哈耶克传》199-200页)
哈耶克经常说，生命是个高度复杂的系统，不能用物理学的线性方法去研究。他因爱而痛苦，又因幸福而焦虑。当作为一种本能的对于幸福——包括爱情——的渴望，与作为一种道德义务的对于家庭的责任发生冲突的时候，即使是一位对理性有最透彻研究的伟大学者，也可能作出连他自己都觉得“错误”的抉择。这倒是又出人意料地证明了哈耶克的根本论断：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如果人的理性在最简单的私人事务中尚不能决定情感，那么，在复杂的公共事务中，完全依靠理性，只能导致灾难。
当然，哈耶克告诉我们，在理性不及的地方，道德、传统将规范人们的行为；然而，如果到了道德、传统也失灵的时候，就像密尔、凯恩斯及哈耶克本人面对异乎寻常的爱的时候那样，还有什么可以规范人们的选择？如同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及当代中国，人们似乎进入了一个由本能领航的水域。(秋风)
(阿兰·艾伯斯坦著，秋风译，《哈耶克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2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