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米塞斯(上)

第5章 米塞斯(上)

2000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被《自由》杂志推举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米塞斯于1881年出生在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莱姆堡[即利沃夫,今系乌克兰西部城市——译注]。高级中学毕业后,米塞斯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历史,毕业后,参加过庞巴威克的研讨课。他发表的第一本重要经济学论著是《货币与信用理论》(TheTheoryofMoneyandCredit,1912)。米塞斯强烈地厌恶通货膨胀,他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哈耶克后来深入发展的商业周期理论:货币供应增加的一个恶劣影响就是导致生产结构扭曲。

米塞斯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到军中服役,战后,他任职于奥地利工业委员会,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于1921年给哈耶克找到了第一个职位,担任一个政府机关的法律顾问,负责起草终战条约的条款——以解决交战国间战前的私人债务问题。哈耶克会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关于他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的事,哈耶克曾解释说,“三门外语,再加上法律和经济学学位,于是,我就得到了这个收入相对来说很不错的职位。”[1]

哈耶克特别喜欢讲他1921年去见米塞斯的过程,当时他拿着维塞尔写的一封推荐信,信中“把我说成一位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看着我说,‘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我可从来没有在我的课堂上看到过你。’[大笑]”[2]“这基本上是真事。我曾经去听过他的课,我发现,他极为反感我当时信奉的费边主义观点,而跟这样的人,我可不想靠近乎。不过当然,后来的情形就变了。”[3]“我们后来结成了深厚的友情。”哈耶克回忆说,“我还在奥地利工作的时候,头五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然后,他帮我创建了经济[商业周期]研究所,我当所长时,他是副理事长。”[4]

作为领导,米塞斯是“绝对理想的人物,他能够体谅下属,除了他自己当时正在从事的研究之外,他时刻准备与我探讨任何经济学问题……几个月后,有一件比较困难、要承担责任但也有很大好处的工作要有人做,他交给了我,于是,我就必须跟银行董事长、财政部长之类的人物平起平坐,找他们去商量。他们跟我这样的年轻人打交道,让他们有**份。但是,一旦米塞斯坚信我能胜任这项工作,就完全不管成规或尊卑了。”[5]

在哈耶克的学术发展历程中,米塞斯扮演了重要角色。米塞斯把哈耶克推荐给纽约大学的扬克斯教授。如果没有米塞斯协助(包括给他涨工资),哈耶克恐怕去不了美国,也不可能继续呆在一个与学院经济学靠得很近的经济学专业领域上。而比这些实际生活中的帮助更重要的是,米塞斯对哈耶克思想上的启发。哈耶克与米塞斯的交流、及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对于哈耶克的思想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哈耶克拿到法律学位后,跟他的同学、后来成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的J.赫伯特·冯·费尔特(J.HerbertvonFürth)一起,组织了一个讨论小组——Geistkreis(“思想”或“精神团体”,也许最恰当的译法是“精神兄弟会”)。成员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小组每月聚会进行一次讨论。

讨论小组的成员——不少人是、或者后来成为米塞斯私人研讨会的成员——包括马克斯·明茨(MaxMintz),后来到美国成为历史学家;埃里克·弗格林(ErikVögelin),政治哲学家,执教于维也纳大学,后来也到了美国;阿尔弗莱德·舒茨(AlfredSchütz),社会学家,哲学家;瓦尔特·弗勒里希(WalterFröhlich),历史学家,律师,后来成为马奎特大学教授;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Kaufmann),哲学家,法学家,后来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校。还有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GottfriedHaberler),成为经济学家,后来出任维也纳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奥兹卡·莫尔根斯泰因(OskarMorgenstein),经济学家,博弈论先驱,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弗里茨·马赫卢普(FritzMachlup);弗里德里希·恩格尔-雅诺西(FriedrichEngel-Janosi),历史学家。哈贝尔勒和马赫卢普后来都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在不同时间曾经参加的则有艺术史家奥托·贝内施(OttoBenesch)和约哈内兹·韦尔德(JohannesWilde),音乐理论家和律师埃马尼尔·温特尔尼茨(EmanuelWinternitz),心理分析学家罗贝尔特·韦尔德尔(RobertWaelder)。

研究奥地利经济学的专家埃阿蕾娜·克拉维尔曾经拿这个讨论小组与米塞斯的研讨会作过比较,她说,尽管“米塞斯的研讨会与哈耶克、费尔特创建的讨论小组成员上有不少重合,不过,后者更能满足那些具有更广泛兴趣的学者们的需求。”[6]费尔特保存着一份讨论课题计划表,从中可以看出,讨论小组十来年的讨论过题目非常广泛。他们曾经专门讨论过文学、文学中的人物、绘画、音乐史、通史和政治哲学。根据经济学家斯蒂芬·伯姆对过两次大战之间维也纳知识史的研究,讨论小组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进行讨论的群体,最重要的任务是捍卫思想自由的理想,他们[费尔特和哈耶克]认识到,这种自由在他们所参加的奥特马尔·斯潘的研讨课上经常受到践踏。与米塞斯的研讨会截然不同,这个讨论组特别强调要提交精心阐述、准备充分的论文,这里的惯例是,发言者通常不谈论自己专业领域的话题。”[7]

历史学家恩格尔·雅诺西在他的自传中谈到了这个讨论组。他说,由于哈耶克和费尔特对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家斯潘不满,才搞起了这个讨论组。哈耶克、主要是费尔特试图囊括各个学科的年轻人,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

哈耶克形容讨论组是个“年轻人组成的研讨群体。米塞斯跟这个小组没有任何关系。”[8]这个小组是在私人家中举行的。“一家一家轮流作东——一般是在晚餐后。我记得我们一般只供应一些三明治和茶。大家围坐一圈,有时围着一张桌子。经常来参加的人不到一打,也就是说10位、11位。”由于“当时的社会传统”,这个小组一水儿全是男性。考夫曼同时还是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圈子中的一员,这使该讨论组成员也能“了解哪儿的动向”。[9]而由于排斥女性,一位年轻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玛塔·斯特菲·布洛内就曾用贬义的口吻谈到这个讨论组。

1923年初,哈耶克从维也纳大学获得了第二学位,随后马上就去了美国。这个学位是政治学专业,是大学新设立的学位。他的学位论文彻底追溯了经济品的价值,让维塞尔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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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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